违宪审查制度是通过审查包括立法、行政、特定组织行为以及国家领导人有关行为在内的宪政手段来服务于“人的自由”这一宪政核心价值的,违宪审查制度运行得好与不好不仅从长远上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兴衰,更直接影响到人民切身利益的得与失。违宪审查的制度设计应当符合法治原则,体现出国家权力之间的制衡作用。但是,自1954年《宪法》颁布五十四年以来,我国从未正式启动过违宪审查,其最为严重失守的就是没有避免十年动乱的历史悲剧;不仅如此,现行制度还表现出对法律、国家行为、具体行政行为以及行政机关内部行为等的审查空白;当前人民法院系统偶尔出现的所谓“宪法诉讼”也因缺乏宪法依据而不能避免本身违反宪法的尴尬。以上现象已经反映出我国违宪审查制度模式的固有缺陷和现行制度具体规定的某些不足。从辨证的角度说,没有一种人类制度和制度模式是完美的,各国以自身的法制传统和历史、现实条件选择或延续了某种更为适合的违宪审查模式,从而各自反映出本国的一定特色。然而不论具有何种特色,有效地实施违宪审查制度是法治抑或宪政国家运行的常态。分析英、美、法、德四国的违宪审查方式,宪法的司法适用就是他们各自特色之外具有的共性。必须认识到,要使一种相对合理的违宪审查制度在我国实现本土化,我们并不能对他国模式进行简单地移植,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全部主权的根本政治制度必须得到遵守。如何合理地把宪法司法适用的形式与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相结合,从而使违宪审查兼备权威性和效率性即是本文力图探讨的中心问题,笔者因此提出建设一个我国的双轨、二级制违宪审查结构。该结构以设想在全国人大和省级人大之下各新设立法委员会和人民宪法法院为前提。最高人民宪法法院和省级人民宪法法院进行相应的具体宪政争议案件之审理并实行二裁终局;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仍然保留原来的对于立法抽象审查的职权。当宪政争议所指向的立法既被抽象审查又被具体审查时,以最高人民宪法法院的裁判为终局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