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数据”时代,个人社会交往、商业运营及政府决策都离不开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鉴于个人信息兼具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双重法律属性,域外国家都十分重视个人信息的保护,以求实现权利保护和充分发挥个人信息价值之间的平衡。其中以德国统一立法和美国“单行法+行业自律”两种模式为典型。近期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和我国《民法总则》《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等一系列法律文件的出台,使国内个人信息问题的研究成为新的热点。本文除导论和结论外,正文部分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是对个人信息权概念和属性界定。通过介绍德国法上信息自决权转入到我国学者对个人信息权属性的探讨,得出个人信息权是信息时代下人格权体系下诞生的新型权利的结论。个人信息权是对人身具有识别性但又不属于隐私信息和衍生数据的个人信息进行支配控制并享有其收益的权利,其与隐私权在概念,价值,法律属性及权利的性质、客体、内容等方面多具有较大差异,不宜划入隐私权的范畴。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个人信息权保护与个人信息利用之间的冲突。我国现行个人信息保护采取分散、单一的立法模式,导致法律体系内部的冲突,行政主体与其它主体在信息收集上存在不公平的现象。此外,信息主体的信息控制权与社会大众的知情权、个人信息权保护与产业发展、信息主体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也存在着普遍的冲突,究其根源,乃是秩序与自由、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第三章主要论述了个人信息权的保护与个人信息利用的协调问题。权利限制与权利保护二者是并行的;个人信息的二元属性决定了信息权保护与信息利用不可偏废;此外,个人信息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国家职能的履行具有重要意义,维护信息主体的利益才能保障信息的有效供给。在协调个人信息权保护与个人信息利用冲突时,要坚持个人信息区分保护原则、合目的性原则、合理性原则以及比例原则;同时立法上尊重个人信息权的双重属性,在司法个案中进行利益衡量,并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在具体制度设计中,建立敏感信息与非敏感信息区分保护机制,完善“告知-同意”制度,引入集团诉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