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环境下,低碳经济——以尽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获得更大经济效益的发展模式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与低碳经济不同,低碳全球化指在二氧化碳的全球性影响下,碳减排约束将使得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林伯强,2010)[1],具体表现为低碳贸易自由化、低碳生产国际化、低碳金融全球化和低碳科技全球化。在过去,贸易全球化加重了世界环境外部不经济性,体现为各国碳排放由于贸易扩张而迅猛增长、欠发达国家为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支付了加速污染的代价等;不同于贸易全球化,低碳全球化就是要运用贸易或非贸易手段将这些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贸易全球化倾向于增加世界各国的生产、扩大全球贸易额,而低碳全球化因成本升高打击了各国生产的积极性、缩小全球贸易额,两者对贸易的影响方向恰好相反。未来国际分工不能简单地依据传统的多边贸易收益,需要基于全球的碳收益开展贸易活动。随着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化,识别两者之间的矛盾和联系愈加重要,但当前探讨低碳全球化与贸易全球化的实证研究仍较为匮乏。本文将基于国际分工视角来探索低碳全球化和贸易全球化的矛盾和联系。其一,通过边际净贸易隐含碳的测算结果将世界各国分为六类碳排放模式,研究不同分工模式的碳排放效应。其二,运用出口贸易隐含碳核算方法、按增加值的来源和流向将中国和美国的出口贸易隐含碳完全分解为25个部分。结果显示,2009年不符合低碳全球化标准中Ⅰ型(要素禀赋较丰裕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贸易主体国占所有国家的比例较高(21%);美国出口中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隐含碳(DV)和返回并被本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隐含碳(RDV)占总出口隐含碳的比重约90%,而中国的相应比例不及70%,中美分工地位均有利于全球碳减排。因此,中国需重视并积极应对低碳全球化的挑战,加快产业升级以提升国际分工水平和碳减排技术;抓住“一带一路”机遇,引领沿线国家建立起低碳贸易共同体,通过生产、科技等方面的合作来实现低碳转型下的贸易增加值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