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都城长安,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唐代关中地区,亦是唐帝国的最重要农区之一。唐代关中农业与长安城的粮食供应研究,是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与区域经济史研究及历史时期粮食安全问题研究的一个视界的结合点,也是区域农业史与区域灾害史研究与意义更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问题研究相结合的一次尝试。唐长安城的粮食供应问题为有唐一代的重要政治经济问题,与唐代历史社会过程密切关连。本论文尝试对关中农区最后一次作为最重要的农区在环境气候与粮食供应影响下的特点做出归纳,并通过对唐代长安城的粮食供应问题的系统考察,探讨此问题对于唐代关中农业诸因素的影响;通过研究唐代关中地区农业灾害的与唐长安城的粮食供应的高度关联提出了“关中高度依赖模式”,并分时期研究了长安城粮食供应与关中农业及唐代漕运真实关系,对“模型”进行了检验;最后,在此基础上,对于唐代长安粮食供应与唐代政治的关系做了探讨。全文除绪论外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研究地域的确定。本部分通过对关中平原的地理特点进行概括,对于关中平原的范围以及五大地形特点进行了分析,为下一步的历史农业研究阐明了地理基础。同时对唐长安城的军事环境及经济地理进行说明,重点对其建都的合理性进行阐明。本章最后概括叙述了唐长安城的历史交通地理,对于其后的漕粮运输提供了研究的地理基础。第二部分对粮食消费的基础:唐长安城的人口构成与数量进行了估算。其人口由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组成,常住人口又由在籍人口与非著籍人口组成。在籍人口为长安城在府县登记的人口,未著籍人口中为一些在其他部门进行登记的特殊人口,未著籍人口包含有皇室与宗室人口、宦官与宫女、官奴婢与官匠户,乐户和太常音乐人、宿卫禁军、道士僧尼、女官等部分。流动人口由士子、入京遴选、上计的官员、商人、民夫等构成。分时期对上述人口数量分别进行了估算并对人口的总数进行了估算,初唐时期为380000人,盛唐时期为830000人,中晚唐为410000人。第三部分对于长安城的里坊内居民的日常粮食供应结构进行了研究。首先通过对里坊空间分布的考查,指出里坊在中晚唐时期由繁华地区、东南部风景区、别墅家庙区、街西平民区等不同功能的居住区构成。并且各种商业行为开始从东西两市向周围里坊进行扩散。两市的粮食供应方式为市场化的分层供应结构,在微观层面有遍布各坊的饮食邸店与旅店,在中层是粮行与米行、最后为宏观层面的东北部谷仓区作为商品粮食供应的专业化区域开始形成。第四部分对于在唐代温暖气候影响下唐代关中农业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唐代气候温暖,平均温度高于现在1-2度,降水为历史时期最丰富的一个时期。优越的气候条件和对长安城供给的需要使得唐代关中地区形成了位于东北部谷仓地区的水利网,并且在东部也有分布,这样的水利分布特点使得关中农业的种植分布也呈现出两个特点:水利网所在的东北部冬小麦种植地区的形成与降雨丰富的关西、秦岭北麓及东部河口等地区水稻种植区的形成。关中农区由于对长安城粮食供应呈现了内部的分化。第五部分通过对于关中农业灾害的种类分布、空间分布、季节分布的计量分析,发现唐代灾害呈现哑铃型的两头高中间低的分布特点:唐前期灾害分布既多且重,是有唐灾害最严重的时期,盛唐时期灾害分布最轻,中晚唐灾害仅次于初唐时期,是灾害发生持续时间与程度较重的另一时期。结合“关中灾年”与“京师饥年”高度关联与对应关系的发现,即关中灾年与京师饥年呈现的重灾大饥,小灾小饥,无灾不饥的高度对应关系以及饥年分布规律与上述灾年哑铃型分布规律的高度一致,提出了唐长安城粮食供应的“关中高度依赖模式”。第六部分是对“关中高度依赖模式”进行历史的分析与检验。首先对于关中农业产出量与剩余量进行了计算,指出关中地区的可供消费的正常剩余量式是1000万到1300万石左右。随后根据人口数量对唐代前中后三时期长安城粮食需求量进行了估算,分别263万石,528.4万石,300万石。同时对于需要由政府供应的食需求量也进行了测算,分别为101.4万石,342.4万石和273.5万石。最后,分时期对于关中地区的供应量与长安城的消费量以及漕粮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三时期的粮食供应都呈现高度依赖关中农业产出的状况:唐前期尤其是高宗时期的频发重度灾害造成的关中农业产量严重不足是”东都就食”的最大原因;盛唐时期“盛世”的来临与丰年所致的“关辅和籴”作为国家政策的出现,与该时期灾害发生既轻又少所致的关中长期产出丰富有着直接的关系;唐后期长时段灾害频发所造成的关中粮食供应能力的大幅度下降,使得唐政权军粮的需要长期无法解决,军粮短缺所造成的军队实力的下降,是唐政权灭亡的直接原因之一。研究表明:长安城的粮食供应与关中农业呈现“高度依赖模式”,与其他地域的供应基本无关,与漕运也基本没有关系。否定了学术界长期沿袭的“漕运生命线”说。漕运只是起到了补充仓储备荒以及在军事供应方面的作用,对长安城的日常粮食供应只是起了很少的辅助作用。论文最后对于“关中高度依赖模式”与唐代政治的关系及其历史意义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中晚唐时期长时间的频发灾害所造成的唐中央军队的军粮不足是唐王朝灭亡的深层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