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近现代史上，社会转型是每个国家都必须经历的过程。从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到20世纪70年代的南美、东亚诸国，社会转型或者改变了国家制度，或者促生了新的交往关系和新的阶级结构，它们都建构了一个又一个新国家或新社会。就新型社会发育成长而言，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路径，即使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也可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中国社会自1978年以来发生了“双重转型”：即正在完成的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新的社会交往关系和新型的社会结构得以发育萌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呈现出良性的互动，同时为现代社会和现代民主国家的双重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性，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富有解释力的理论模型，以期廓清中国社会转型背后的动因和过程。他们大多从比较角度来探讨中俄大国转型的具体特点，其抽象出来的理论模型主要有初始条件理论、发展战略理论、产权结构理论、市民社会理论、政策过程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理论等六种模型。学术界认为上述六种解释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表现出来的理论特征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也存在着一定的限制，因为这些理论观点大都偏重于社会经济转型的某些个别的方面，无法对社会经济转型的表现作出宏观整体性的解释和分析。有鉴于此，本文认为必须从党和政府的政治供给与社会转型的关联性角度加以研究，方能弄清上述理论背后的初始动因。鉴于自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的政治供给主要表现为政策供给，那么只有从政策供给与中国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角度切入，才能真正理解以上各种理论观点的特征和限制，也才能为建构更具解释力的研究路径奠定基础。为此本文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时所使用的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卡多索的历史一结构研究方法加以改造，同时借用了政策科学的有关研究成果，在国家与社会辩证互动的框架之下，对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尝试进行一种整体性的解释。 本文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指导下的一个基本理论预设是政策供给推动社会转型。任何国家的社会转型，政治系统都发挥一定的功能。根据国家介入社会的程度大小和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均衡度，政治系统会选择不同的政治工具，就是进行不同的政治供给。作为市场后发育国家的中国，所拥有社会资源相对较为贫弱、制度资源相对稀缺，要推动和平衡社会转型就必须依靠党和国家权威性的政策供给。因此本文认为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逻辑就是政策供给推动社会转型，塑造了新型的社会交往关系，发育出现代社会的结构性成分，进而建设现代民主国家。在这个大逻辑的运行之下，社会转型的每一个具体时段也展现出自己的逻辑特点。按照社会转型的在各个阶段上的内在需求，党和政府的政策供给可分为危机导向型政策、市场镶嵌性政策和政府规制型政策。这既体现了公共政策的回应性，也体现了公共政策的调控性和导向性。社会转型的主要向度包括社会交往关系转型和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两个方面，这两个“转型”基本诉求都是建构现代社会和现代民主国家。社会交往关系的发展也是国家建设的基础性力量，社会交往关系必然和一定的国家形式相联系，正如马克思所说:“那些决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即它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社会转型会导致社会分化，而分化的社会需要重新整合，整合的诉求仅仅靠政策供给是无法完成的。这两个转型的逻辑后果就是政治体系必须加强制度建设，方能为现代社会的良性成长提供基础性支撑。而一整套的制度建设与现代国家建设又有着很强的逻辑相关性。总体的来说，本文的基本逻辑可概括为，政策供给在推动社会转型的同时，为现代政治体系自身建设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成长的同时，也建设了现代国家。 在简要介绍本论文的研究假设和方法论之后，本文分8章具体展开论文的写作。 第一章为本论文的绪论，主要为本论文提出基本假设和初步论证。在第一章中，本论文首先选取初始条件理论、发展战略理论、产权结构理论、市民社会理论、政策过程理论与新制度主义理论等六个较有代表性的理论进行分析总结，突出其理论分析的优势和限制，以期引出本文的理论假设。其次界定了研究问题的含义，就是政策供给和社会转型的一般含义及相关性。最后，提出了问题研究的基本假设与分析方法。本论文的研究假设是政策供给推动社会转型，为了论证这一假设，先廓清了研究假设的理论基础，就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这一关系模式可以被置于一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作为一种阶段性的过渡形式;也可能在国际与国内的政治经济结构里，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策略和社会变迁动力;还可能被看作是一种以社会运动目标为导向的革命策略或者维护社会权利主张的政治规范，这些不同的理解方式或运用方式，都同时包含着另外一种更大的可能:作为对于社会经济过程里的各种权力关系、互动方式与发展方向的一种解释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