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社会,信任具有重大意义,尤其在跨文化合作中,信任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它有助于提高跨文化交流的效率,促进跨文化合作。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德国跨国企业进驻中国,德国外派管理人员与中国本土员工之间的跨文化合作日益频繁,而信任对于跨文化合作来说起到决定性作用。加之,德国外派管理人员与中国本土员工之间是一种典型的跨文化上下级关系,因此二者之间的信任呈现出跨文化上下级信任的特点。鉴于此,本论文将跨文化上下级信任当做研究主题,具有现实意义。在这一宗旨下,本论文致力于从跨文化交流视角来研究德国在华外派管理人员与中国员工之间的信任互动。其研究目标是通过德国在华外派管理人员与中国员工之间的信任互动来探讨跨文化信任的动态发展。基于此,本研究定位为实证研究,选择质性研究方法作为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同时,本论文的研究程序建立在信任主体之间的三大形象互动(自我形象、他者形象以及间接形象)基础之上,即通过形象互动来研究信任互动,因为形象体现了信任主体的主观现实世界,而这个主观现实世界指引着信任主体的信任行为。除了导论(第一章)和结束语(第七章)之外,本论文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理论基础(第二章)、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第三章)、研究结果呈现(第四章和第五章)以及研究结果讨论(第六章)。理论基础主要从文化对比和跨文化互动两个层面展开。在文化对比层面,本论文对比分析了中德信任文化、中德上下级信任文化的异同；在跨文化互动层面,首先对跨文化人际信任与跨文化交流的同质性进行了理论论证,其次在奥斯特洛和韦伯尔(Osterloh&Weibel)发展的上下级信任互动模型、维塔尔(Vittar)对跨文化人际信任的研究结果这两大理论基础上,归纳出跨文化上下级信任的互动模型。在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部分,首先介绍了质性研究方法的内容,同时阐明了选择质性研究方法的原因。其次介绍了整个研究过程：首先对14名德国在华外派管理人员以及14名中方员工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从中获取了一手的研究数据。在采访中,受访者记忆中的那些与信任相关的现实世界被唤醒,因此通过采访所获得的研究数据对于信任互动来说是有价值的。其次在扎根理论的指导下,对转写好的数据进行了编码和提取。同时,质性数据分析软件Nvivo9.0软件对整个数据编码和提取过程进行了技术性的支持。对研究结果的呈现分别从积极互动和消极互动两个方面展开。首先,不管是积极还是消极信任互动都表现为七个层面的互动内容：即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工作方式、性格、人品、帮助与被帮助以及文化。其中,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和工作方式属于业务层面的内容,而性格、人品以及帮助与被帮助涉及个人层面的内容。也就是说,七个互动层面又可以总结为三大互动层面：即业务、个人和文化层面。在积极互动中,决定性的因素主要包括对能力的认可、坦诚、积极意义上的直接、直率、可靠、跨文化中间人等等；而对信任的消极互动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有对能力的怀疑、不坦诚、过于直接的批评、死板、不自信、不可靠、民族中心主义和民族自卑心理等等。本论文对研究结果的讨论基于以下四方面内容。第一,对研究结果的三大信任互动层面进行了评价,它们反映了跨文化上下级信任的特殊性：业务层面(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和工作方式)体现了德国外派管理人员与中方员工之间的工作关系；个人层面(性格、人品、帮助与被帮助)说明了,非业务因素也可以促进工作领域的信任发展；而文化层面的互动展示了中德信任互动中的跨文化性。第二,在交流四层面都可以找到与信任互动相关的因素,从中可以推断出,不仅是言语层面的交流,非言语、附着言语以及超言语层面的交流也可以影响跨文化信任的互动。第三,对中德上下级信任互动的不对称性进行了评价,这种不对称性只可能发生在德国外派管理人员与中方员工的信任互动中,它主要由权力不对称和文化不对称两部分组成。权力不对称体现在工作能力和帮助与被帮助两个层面中。工作能力层面的信任互动由单方面的能力认可来推动：下属的能力必须由上级来评判,同时必须得到上级的认可。同时,帮助与被帮助层面的信任互动主要体现了处于强势地位的德方领导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中方下属的单方面帮助。在文化互动中,中方员工对德国文化的认知和好感程度远远高于德方上级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好感程度。此外,德方上级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优越感,相比之下,中国员工却一直受到文化自卑心理的影响。第四,从所有影响信任互动的积极和消极因素中可以概括出决定信任积极和消极互动的主要原因。其中决定信任积极互动的主要原因有：双方的跨文化中间人角色和坦诚、德方对中方能力的认可和帮助、中方的勤奋与包容,其中跨文化中间人是积极互动的首要原因；而影响信任消极互动的主要原因包括：中德双方的面子互动、德方过于直白的情绪宣泄、强烈的民族中心主义以及中方的信心缺失和被动,其中中德上下级面子互动中的偏差是导致信任消极互动的首要原因。诚然,工作能力是信任互动的第一层面,能力认可是启动上下级信任互动的导火索,但是其他六个层面的互动也会对信任互动起到关键性作用。此外,七大层面的互动并不是彼此孤立的,文化对中德上下级信任互动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文化层面的互动,许多其他层面的互动因素也受到文化的影响。综上所述,无论是研究主题(跨文化上下级的信任互动)、研究程序(通过形象互动来探究信任互动)还是研究结果(如七个互动层面、交流四层面在信任互动中的作用、信任互动的不对称性以及信任积极和消极互动的主要原因)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现有的研究空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论文在跨文化交流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