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在19世纪末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梳理出两种富于艺术魅力,且极具文化批判性与反思性的人物形象审美特征：“颓废性”与“原始性”,指出这两种人物形象都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本文所指的“自然”是指未经人为因素改变的天然物质形态,遵循自然规律的和谐状态),在对“自然”的价值取向上分别指向两极：“逆反自然”与“复归自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各自独特的审美意蕴与人学内涵。本文借重马克思主义人学与新实践美学的相关论点,抓住“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作为情感的美感”等观念对这两种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指出其看似相反的审美价值取向背后蕴含的相同文化基因——个体意识；共同的价值吁求——人的确证；相似的价值困境——物化,并指出两者蕴含的现代主义美学元素,进而重新审视19世纪末西方文学的价值所在。本文在结构上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指出“颓废性”与“原始性”特征出现的文化与文学土壤：审美主义与原始主义思潮,扼要阐述了其发展脉络、代表作家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与盲点,提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点与思路。世纪之交的人文精神状况：机械化大生产背景下人的工具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面貌的平庸化、功利化。本文认为当时流行的遗传学说、进化论等自然科学思想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它们在价值取向上体现了自然对人(自由意志)的压迫。精神世界遭受挤压的现状迫使作家寻找本质力量确证的途径：一是张扬人的“颓废性”：对自然的逆反,对“人工”之美的吁求,丰富精神世界,反抗功利价值,颓废的“反自然”追求是对人的意志的坚守；二是张扬“原始性”：复归自然,返回未受工商文明浸染的原始情境、前工业状态的异域文明,呼唤自然生命活力(包括本能冲动)。对于自然的两极态度反映出世纪末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在张力。这两种价值取向的人学、美学意义：代表了大工业时代人的自我确证的不同路径。借重新实践美学的主要观点：“美是对象化了情感”；“艺术是情感的对象化”；“审美是人通过对象与他人交流情感的活动”。本文认为“颓废性”在美学上呈现为对“美”(艺术)的崇拜,通过审美表达对情感共鸣的呼唤,对社会化情感的确证。“原始性”则是通过将人还原到原始情境之中,逼迫出人的生命活力、生存意志与欲望本能等“自然因素”,以反抗在现代文明中被压抑的生命状态。此外,“外倾型原始性”与“内倾型原始性”有着不同的内涵与形式。在此基础上对两种自我确证方式进行反思。审美能确证人的本质力量,是因为借助于艺术这一媒介传达了社会化的情感。颓废的个体在审美过程中逐渐沉迷于个体隐晦甚至扭曲的情绪,无法通过审美完成情感的共鸣,艺术品(物)丧失了情感媒介的作用而成为压抑人的东西。对象的物化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也说明人本身(自我意识)的物化。原始化的个体在返回自然,激扬人的自然属性(肉身、生命力、本能)的过程中常常伴随着个体意识与独立人格被轰毁的惊恐。在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时代,自然对个体的压抑象征了人的社会性的异化,“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马克思语)。因此原始化的个体在复归自然、摆脱文明枷锁的过程中又构成了对个体自由的异化。这两种价值取向的文化语源为“个体意识”。个体意识是西方文化的传统基因,强烈的个体意识使得西方人从自然圆融状态中撕裂出来,他们总是需要不断地向自然突进来确证自己,因此对象成了确证自我的“中介”,对于“中介”的祛除与依赖,成了“复归自然”与“逆反自然”的精神基础。个体意识又反映在尼采总结的西方文艺精神之中：“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原始性”是酒神精神的象征,人需要以自然作为逃避现实压抑的伊甸园,在拥抱自然的迷醉中宣泄自然之子的生命力。不过强烈的个体意识又让西方人无法达到天人合一的愉悦(代表“群体”的自然对个体的压抑),于是酒神精神不光带来迷狂(醉),也带来个体撕裂的痛苦。这就需要日神精神(代表美、静观、梦幻、个体化)来调和,将破碎的个体重新整合——个体人格的对象化形式,“颓废性”就是日神精神的体现,这是两种人物形态蕴藏的个体意识的精神传统。本章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复归自然”还是“逆反自然”的审美取向,都体现了自由的不同层次：“自在的自由”与“自由感”。“颓废性”与“原始性”的审美意蕴已经蕴含了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若干美学精神,这表现在“时空体”的转变、对物化现象的揭示以及对孤独感、焦虑等人的在世状态的观照。本文将两种人物形态的价值取向还原到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加以历史地考察,指出其承前启后的美学、人学价值。结语部分梳理了西方文学史中演变着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出19世纪末西方文学对人性的“颓废”与“原始”因素的呈现,是以“自然”作为镜子,通过“本质力量确证”(正题)与“人性物化”(反题)的方式呈现出西方文学与文化对自由的追求(合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