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监控活动一直是我国侦查机关预防和打击犯罪的重要手段之一,技术侦查措施的相关规定于2012年被写入《刑事诉讼法》,其目的既是为了打击犯罪维护国家、社会安全,也是为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限制公权力的滥用。可新法规定的十分粗糙,仅规定了适用的案件范围及笼统的“严格的批准手续”,《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55条中将技术侦查具体分为了通信监控、记录监控、行踪监控、场所监控等类型,这使得通信监控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被确定下来。但近几年未有相关新的法律法规出台,故在现行的法律体系中仍然缺少行之有效的具体的程序规范来约束侦查机关通信监控行为。反观美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通过专项立法对通信监控进行了较为周密的程序规范,如美国的《联邦通讯法》《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法》和《爱国者法案》;日本的《关于犯罪侦查中监听通讯的法律》《反黑客对策行动计划》和《IT新改革战略》;我国台湾地区的“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等,无论对内容数据还是非内容数据都设置了宽严不同的监控程序。通信监控措施作为一种需严格规制的特殊侦查手段,其适用规则、具体的程序性规范、所得数据资料的处理及后续的监督与救济等方面都需要根据通信监控自身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做出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