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虫、草、鼠等有害生物危害是影响粮食生产安全的主要因素之一。植物保护是实现粮食生产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的重要保证措施。本文系统地剖析了1978年以来中国粮食生产过程中植物保护的变化特征及其对粮食生产安全的影响,查找影响植物保护的主要因素,目的是丰富植保经济理论,为政府优化粮食生产的植保管理,提高粮食生产安全水平,促进农民增收,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建议。本文对中国粮食生产过程中植物保护的总体变化特征、植保减灾与其相关影响因素的关联关系、不同有害生物的植保减灾特征、农药在粮食生产中的植保经济作用、三种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小麦、玉米)生产的植保减灾特征及差异进行了分析,并对各省市区粮食生产的植物保护状况进行了分析比较。其研究结果如下:一、1978年以来中国粮食生产的植保减灾状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有害生物的发生面积从1980年起、防治面积从1982年超过播种面积之后均呈现不断加剧的增长趋势。防治面积增速快于发生面积增速,1994年起粮食作物有害生物植保防治的被动状况开始从总体上得到改变。1978—2003年挽回总产量一直超过实损总产量,其产量挽回率和实损率年平均值分别为8.57%、2.99%。1996—2003年植保减灾挽回总产量和实损总产量合计分别为48438.90万吨和13584.56万吨,分别相当于2006年我国全年的粮食总产量的100%和22.72%。植物保护有力地促进着我国粮食的生产发展,为实现粮食稳产增产,提升粮食生产安全水平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1978—2003年我国粮食生产植保减灾的挽回总产量和实损总产量均具有增长趋势,挽回产量的增速＞实损产量的增速＞粮食产量的增速,粮食挽回总产量和粮食实损总产量波动分别经历6个和8个完整的周期,均体现古典型波动特征,它们的波动周期均与粮食总产量波动周期不同;粮食挽回总产量波动平均幅度远大于粮食总产量的平均波动幅度,但小于实损总产量的平均波动幅度,我国粮食生产的植保减灾能力总体上仍然有待进一步增强。不过,1996—2003年我国粮食生产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植保减灾能力,植保减灾率稳定在78%左右,可以将产量实损率防控在4%以内。但是,粮食生产的植保工作仍然时刻面临着减灾成效与危害双增局面的严峻挑战。要实现农业部提出“十一五”期间我国的有害生物危害产量实损率控制在3%以下,现有的植保减灾能力急需增强和突破。1983—2003年农村居民人均挽回粮食产值、农村居民人均实损粮食产值占农村居民人均种植业纯收入的比重分别达到7.41%和2.52%,它们之间存在着极显著的相关性。粮食生产的植保减灾成效对稳定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的作用。植保减灾成效与粮食价格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挽回总产量和实损总产量对当年的粮价有着直接的影响;上年的粮价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下一年的植保减灾行为,粮价越高人们对粮食生产过程中的植保减灾就会越重视。二、粮食生产的植保减灾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粮食总产量、挽回粮食总产量、实损粮食总产量分别与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单产、有效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农药使用量、农膜使用量、农业机械总动力、自然灾害受灾面积、成灾面积、有害生物发生面积和防治面积等11个主要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结果是:(1)有害生物发生面积及植保减灾能力已是严重制约粮食总产量的主导因素;发生面积是植保减灾挽回粮食总产量的前提,是造成实损总产量的首要因素。防治面积是挽回总产量的决定性因素,必须高度重视粮食生产的植保减灾工作。(2)粮食作物品种的产量特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和播种面积是确保粮食总产量的基础;也是决定我国有害生物实损粮食总产量的基础条件;它们对挽回总产量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是植保减灾挽回总产量的决定性因素。(3)化肥、农药和农机等科技性物质投入是影响粮食产量的重要因素,是植保减灾的有力物质支撑和技术手段,体现了植保减灾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事在人为的特点。目前我国与这些粮食生产物质投入相关的科技水平近年来处于停滞状态,导致生产物质的投入效率明显下降。(4)自然灾害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是造成实损总产量增加的主要因素,但是对植保减灾挽回总产量的影响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防控有害生物发生及危害,应与自然灾害防灾减灾协同进行。三、危害我国粮食生产的有害生物种类繁多,不同有害生物发生危害及植保减灾成效不同。1990—2003年我国粮食生产过程中病虫害、草害和鼠害的发生面积、防治面积都具有随着时间而不断增长的趋势。病虫害的发生是粮食作物有害生物发生的主体,但是草害和鼠害的发生有加速趋势;各种有害生物的发生往往具有联动性。病虫害防治力度最大且得到加强;草害防治力度得到大力加强;鼠害防治反而逐渐不受重视,成为植保减灾的薄弱环节。草害和鼠害的植保减灾成效提高较快,病虫害防治减灾成效稳步提高;草害防治的减灾成效最大,其次是病虫害,最差的是鼠害。我国水稻、小麦和玉米主要病害、虫害和草害的发生面积和防治面积大小顺序都是:主要虫害、主要病害、主要草害。植保减灾率均值从大到小依次是:虫害、草害、病害,而植保减灾率变异系数均值从大到小却依次为:病害、草害、虫害,主要病害的植保减灾难度最大,成效最不确定。四、农药在中国粮食生产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植保减灾作用。1978—2003年我国粮食生产成本中农药成本所占比重较低,但是上升速度最快;农药成本的增加既与有害生物发生率和防控率持续增长有关,也与农药药效逐渐下降以及农药价格增幅过大有关。农药成本增长并未受到粮价波动的影响,呈现出较大的增长刚性。单位面积农药成本高低顺序依次是水稻、小麦、玉米;农药费的增长率大小却依次是玉米、小麦、水稻。目前,我国粮食生产的农药投入产出比平均值大约为1:4.5,水稻、小麦、玉米生产的农药投入产出比分别为1:4、1:5.5、1:4.5;与美国的农药投入产出比(1:4)较为接近,但与其它发达国家农药的投入产出比(1:6～8)仍有差距。农药成本投入对水稻、小麦生产产值的影响较为突出,对玉米生产的影响较弱。农药投入对小麦生产产值的影响最为稳定,而对水稻、玉米生产产值的影响呈现向下调整的趋势。粮食生产的农药成本与实损产值已经较为接近。降低农药使用量,控制粮食生产的农药成本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技术经济问题。五、水稻、小麦、玉米是中国粮食生产植保减灾的主要对象。1987—2003年我国水稻、玉米病虫害发生面积具有持续增长的趋势,而小麦病虫害发生面积在上下变动中增长。病虫害的发生率和防控率的大小顺序均是:水稻、小麦、玉米,而发生率增速大小依次是小麦、玉米、水稻;病虫害发生率和防控率变动幅度最大的是玉米、小麦次之、水稻最小。水稻和小麦的病虫害防控力度超过病虫害发生增长的速度;但是玉米病虫害防控力度却小于病虫害发生增长的速度,而且防控基础也最薄弱。从绝对值看,病虫害危害造成的总产量和单产量实际损失大小顺序均是:水稻产量实际损失＞小麦产量实际损失＞玉米产量实际损失;但是产量实损率及其变动幅度大小顺序却是小麦、玉米、水稻。水稻、小麦、玉米病虫危害的实损产值和植保减灾挽回产值都对它们的生产净利润构成严重的影响。产量挽回率和植保减灾率最高的都是水稻,而且变动幅度最小;而玉米的产量挽回率最低,小麦产量挽回率变动幅度最大。水稻病虫害植保减灾的产量贡献最大,植保减灾的稳产增产能力最强,小麦和玉米的植保减灾能力明显弱于水稻。今后在我国粮食生产过程中,要加强小麦的植保减灾工作,减少病虫害危害造成的小麦粮食产量波动;要全面加强玉米的植保减灾工作,提升玉米的病虫害防控能力;水稻病虫害植保减灾的重点则是寻求技术突破。六、由于地区间经济、社会和自然等各方面条件的差异,中国各省、自治区粮食生产的植物保护具有各自的特征。选取粮食作物的病虫害发生率、病虫害防控率、病虫害植保减灾率作为代表性指标,对2002—2003年我国的30个省市区粮食生产的植物保护状况进行聚类分析,其结果是所选的30个省市区粮食生产的植物保护状况可分为7类。第一类地区有:青海、宁夏、贵州、陕西、海南、新疆;第二类地区有:辽宁、吉林、黑龙江、云南、重庆、四川、安徽、山西、内蒙古、天津、甘肃;第三类地区有: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江西;第四类地区有:北京、福建、广东、广西:第五类地区有:湖南;第六类地区有:江苏、浙江;第七类地区有:上海。区域粮食生产植物保护状况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各类地区粮食生产水平、农药投入水平以及自然条件等存在明显差异。在我国的上海、浙江、江苏、湖南等省市,粮食生产的单位面积农药用量对粮食单产量的贡献已呈现明显的报酬递减趋势。应采取综合防治办法,减少农药用量,化解农药超量使用给粮食生产带来的其它负面作用。七、促进粮食生产安全的植保策略及政策建议是:全面理解新时期我国粮食安全的含义,转变粮食生产的植保减灾目标;实行公共植保,着力解决粮食生产植保系统中的主要矛盾;加大资金投入,优化粮食生产条件,发展农业高新技术,增强植保减灾能力;实施差别化植保策略,提高粮食生产的植保减灾水平;依靠科技、管理和政策支持,降低粮食生产的农药成本;培育植保生态文化,促进粮食安全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