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方剂的发展历史悠久，是历代医家临证实践经验的结晶。方剂起源甚早，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中医学的不断进步，中医方剂学也逐步向前发展。方剂的数量日渐增多，种类日益丰富，至今可谓浩如烟海。据不完全统计，中医各科有名称或无名称的方剂已达13万首以上。而中医方书的数量也非常之多，在整个中医古籍中将超过1/5以上，仅《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方书”类所记载的书籍就有1950种。本文选取晋唐时期方剂学的成就与特点，进行初步探讨研究，从晋唐医方书中发掘新的方剂学资料，总结前人制方经验和思路，希望能探寻方剂学术发展的特点，揭示方剂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为现代中医临床处方提供宝贵的借鉴。 晋唐时期是一个既有大动乱、又有大融合的特殊时代。期间历经战火，也有太平盛世。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和学术空间的相对自由，使得文化科技都呈现出不同于两汉的清新脱俗的局面。晋唐人民和众多医家面对连年征战，社会局面动荡，以及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等各种情况，有更多机会进行大量医治伤病疾苦的实践，从而使临床医学得以迅速发展，各科临证经验也进一步充实。尤其是唐代，由于中外医药交流的频繁，医药文化也空前昌盛。既继承发扬了汉晋南北朝以来医学实践经验，还获得来自国内外各方新的医学信息。医家们开始全面综合整理以前的医学成就，吸取当代医家、人民群众和来自国外、兄弟民族的有效医方经验，总结新经验、开创新成就。此时期的中医方剂学也随着社会、政治的变革而日趋成熟，方剂积累开始达到一个新高潮，众方云集，包罗百科，独具时代特征，为后世方剂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本文开篇伊始，简要考证了“方剂”、“方剂学”、“方剂学史”几个概念的源流。回顾总结了晋以前方剂学发展的概况。简介了晋唐时期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由西晋至唐代600余年间，是中医学理论奠基后的多元发展时期。在大量实践经验积累下，涌现出不胜枚举的医方书。虽然大多方书今已无存，但从历代史书的著录中仍可看出当时编撰方书之盛况。 关于晋唐方剂学的成就，主要从医方书的编撰，收集各种方剂，方剂学术的继承和发展这三个方面来论述。本文选取现存以及后世辑佚的一些方书，从方剂学的角度出发，回顾了晋唐时期医方书的编撰及其成就。其中包括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晋·范汪的《范汪方》、晋末刘涓子的《刘涓子鬼遗方》、南北朝·陈延之的《小品方》、南北朝·深师的《释僧深师方》、梁·陶弘景的《陶隐居效验方》和《辅行诀脏腑用药发要》、北周·姚僧垣的《集验方》、唐·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唐·王焘的《外台秘要》等。还有官修方书如隋代的《四海类聚方》，唐代的《广济方》与《广利方》。除此之外，民间方书也大量涌现，现敦煌出土的医学卷子，其保存的医方数量至少有1100种以上。其中除个别见载于前代医方书的古方外，大都为六朝隋唐医家通过临床验证的有效医方，并且还有不少单验方。刻制于晋唐年间的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药方洞，载有大量石刻药方。载方共153首，主治病症48种。因此，晋唐时期编撰辑录的医方书数量还是比较可观的，远远超出两汉期间，可谓晋唐方剂学的一大成就。 晋唐医家们较为重视博考众方，精求妙药，致使此时期成为盛产方书的时代。除世医之方书外，单验方、外来医方以及道家和佛家医方也各显特色，方剂的积累空前繁荣，达到了一个新高潮。虽然大部分两晋南北朝医方书于战火离乱中逐渐散佚，在唐代医著中仍有许多辑录保存的资料可以挖掘整理。尤其是唐代两部集大成著作《千金要方》与《外台秘要方》，均保存辑录了大量前朝当代名家名方、民间单验方、其他兄弟民族医方以及外来方剂。 中医方剂学发展至晋唐时代，既有对前代医疗经验的继承，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创新。医家们除了积极学习前人的医疗经验，同时也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进行创新。晋唐方剂学术继承了前代医方组方严谨，配伍精当的学术思想，临证中不曾有大的改变。唐代医家们在收录前贤诸方的同时，进一步继承两晋南北朝处方配伍精到，简、便、廉、验的用方风气，并根据自身临床经验逐步发扬创新。方剂的发展和创新是多样化、多方面、多途径的，通治方雏形的演变和充实、各科新方的创制、方剂剂型的丰富都反映出当时方剂学向前发展的脉络。 晋唐时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医方剂学在此时也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时代的特点。其中包括胡方、服石方与解散方这些独具特色的方剂、医方的简、便、廉、验之风、经验用方以及方剂的宗教色彩等内容。 晋唐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外来文化进入交流的一个蓬勃时期。外来医药学的理论、治疗方法和药物知识，即所谓的胡医胡药，陆陆续续地从海陆两道辗转进入中原。本文所指的胡方，是有别于中国原来的汉方而言。除梁《七录》所载《杂戎狄方》和《摩诃出胡国方》两种专载外来方药的著作，以及《隋书·经籍志》所载方书如《西录波罗仙人方》、《西域名医所集要方》等方书的传入，《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中还记载了大量外来医方以及香药方。 另外，在玄学的影响下服石方开始大行其道，并且愈演愈烈。由于服石而产生了种种新的病症，医家们不得不开始探索新思路，寻求新方法，研制和应用解散方药的热潮又逐渐掀起。并由此涌现出许多医家医著，仅《隋书·经籍志》就载有20家解散方。 魏晋以降，国家长期分裂鼎峙，政权频繁更替，战乱不息，社会动荡。药材的生产、运输、贸易都受到严重的影响，故两晋南北朝时期临床制方选药多注重实用，略于理论探讨，提倡用药简捷，价格便宜，首重疗效。隋唐医家们虽然开始普遍注意对传统经验的总结与归纳，并出现多部集大成的著作，但基本上仍然延续了这一用药风尚。急救类方剂、道家经验方以及其他民间单、验方在当时都极为盛行，用方之简、便、廉、验可谓晋唐方剂学的一大特点。 晋唐时期基本上还处于搜集各类医方，积累方剂数量的阶段，医家们临证治病大都属于经验用方、辨病论治，是在一定医学理论指导下创制医方的时期。选方遣药，更多的是用方经验的积累，极少涉及到具体的方剂配伍理论。当时的方论仍然沿袭前代方书的学术思想，多为方剂之前的总论，属于方前的理论与立法。先以病症分类，在病症之下述方剂立法，后列主治之方剂，并未涉及方剂内部药物的功效主治、君臣佐使关系及剂型等相关内容的探讨及诠释。与后世的理论用方有较大的区别，也为经验用方向理论用方的转变作出了一定的铺垫。 佛教与道教的兴盛对晋唐医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渗透入方剂学的发展之中。因而，此时的方剂学具有浓郁的佛道色彩。僧侣编撰的方书、佛门医疗经验以及伴随佛经进入国门的外来方剂，进一步增加了晋唐方剂学的内容。道家养生方、道教徒炼丹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类方剂也更加充实了中医方剂学的宝库。此时医方受佛道影响至深，成为晋唐方剂学的另一重要特点。 晋唐方剂学经历了汉建安以前“苦于无方”的方剂学起步阶段，历两晋南北朝迄隋唐这一漫长的时期，方剂数量的积累日渐增多，经过各历史时段不同社会环境中医家们临床实践的挖掘、整理、筛选、完善，直至一个新高峰。虽然晋唐医方书大多已无存，但从历代史书记载或后世医书辑佚引文中仍可以看出晋唐医方之繁荣，是方剂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奠基阶段，为方剂学发展史上一页精彩纷呈的华章。其为后世方剂学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并对周边国家的方剂学乃至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还就仲景医方与晋唐方剂学的关系探讨分析了仲景医方在晋唐时期方剂学术上的地位，仲景医方于晋唐时期并不曾作为权威被奉为经典。从而推断出晋唐时期应是各家方剂学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因而此时的各种医方在方剂学史发展中均占有一席之地，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服石炼丹对方剂学的“双刃剑”作用，既产生了毒害致病的恶果，反之也促使一系列新治法、新药方的产生。中外医药文化的交流启发晋唐医家们在组方、用药思想方面的改变，也为方剂学的丰富和创新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因此，晋唐时期是方剂学史上一个自觉自为、别开生面的时代，在中医方剂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