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本内特文化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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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本内特(又译作托尼·贝内特或托尼·本尼特),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和文化理论家,一位在当代语境中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一位在伯明翰文化研究传统中勇于突破和转型的创新者,主要著作包括《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文学之外》、《文化:改革者的科学》、《大众文化与社会关系》、《博物馆的诞生:历史的、理论的、政治的》、《记忆之外的过去:进化、博物馆、殖民主义》、《文化、阶级、区隔》等等。本内特既继承着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及伯明翰学人注重文化批判的优秀传统,又吸收了拉克劳、葛兰西、福柯等人的思想,建构了极具后现代感的文学和文化观念,开辟了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范式,从而成为欧美当代文化研究领域独具特色的一家。因此,引介和研究本内特的文化思想,对于既需要着眼于本国文化现状,又需要借鉴、“效仿”国外理论成果,从而尽快丰富和拓展我国的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学者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对本内特著作进行归类细读的基础上,采用历史比较和关键词分析的研究方法,从纵向梳理和总结了本内特文化思想的结构内涵及流变过程,归纳出本内特文化思想的主要特点;从横向分析和论证了本内特在文化研究及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独特贡献及历史地位,客观评价了本内特文化思想的启示及缺陷。具体说来,本文包括以下内容:知人论世,首先是对本内特其人及文化思想的发展历程和理论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的梳理与分析。本内特具有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的教育背景,因此他的文化思想不局限于纯粹的文化现象,而是具有浓郁的社会问题意识和积极的社会参与情怀。概括而言,本内特的文化理论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大的时期,前期集中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后期则将大部分精力投之于文化研究之中。本内特文化思想的产生与英国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的恢复使得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得到极大改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信念在知识分子中遭遇到普遍的信任危机,以威廉斯、霍尔、汤普森等为代表的新左派另辟蹊径,开创文化马克思主义,并逐渐发展成英国特有的理论传统。而撒切尔夫人执掌英国政坛后,新自由主义成为国家的主流政治经济思想,新左派出现代际分化,以新左派为核心成员开创的文化研究思潮随之困扰在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的范式之争中不能自拔,葛兰西霸权理论和福柯治理性理论相继进入学人的视野。本内特的文化理论在这些社会历史发展和文化思想的交锋中逐步彰显出自身的特色。其次对本内特的文化观进行了提纲挈领的总体阐释。本内特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但更确切的说,他是一个后学立场上的马克思主义主义者,反对一切形式的本质主义。因此,本内特并未给文化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在开放、流动的历史语境中将文化看作社会实践的特殊领域,并为之界定了几个基本属性:第一,文化是物质性的,文化与经济生产部门同样是物质生产的组成部分,直接构成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第二,文化是历史性的,不仅它本身是一个历史发展变化的过程,它也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建构元素;第三,文化是治理性的,是当代自由主义社会中,政府引导和规训人民从而促进社会关系协调和社会结构优化的有效途径。接下来具体论述了本内特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本内特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进行了重新反思,发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分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因其唯心主义简约论、尴尬的多元决定论和对文学价值的片面推断等观点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主张,沾染上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他同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俄国形式主义地长期对峙深感遗憾,认为形式主义并非只是追求形式研究,恰恰相反,形式主义具有对系统关系和历史维度的强烈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对机械的文本形而上学进行了反驳,因此他呼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者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认真对待形式主义,在与形式主义的平等对话中促进文艺理论的健康发展。但是本内特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可以通过对形式主义成就的借鉴就能彻底摆脱困境,他认为只有通过向后转的方式,通过对后学语境中的各种思想资源的借鉴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与时俱进和自我超越。于是,本内特建构了独具特色的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这构成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贡献的第二个方面。他将文学看做特殊的话语表意实践,将读者、文本、语境之间的阅读型构作为文学研究对象,将历史分析和政治分析交互重叠作为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主张。本内特对文学的界说置于更开放的语境中,更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逻辑,但不可否认,文学的特殊性也遭到了不小程度的忽视。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与伯明翰学人的密切接触以及大众文化等课程的开设,本内特对文化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逐渐将学术重心转移到了文化研究之中。但本内特不是简单地继承斯图亚特·霍尔、雷蒙·威廉斯等人开创的文化研究学术传统,而是对这一传统进行了深化与转折。这种深化与转折同样有两个方面的表现:其一是对文化研究方案进行修正,其二是对文化研究范式进行拓展。从成立以来,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就将跨学科性作为文化研究的特征之一,认为文化研究广泛涉及人类学、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门学科,因此,他们坚决反对文化研究的体制化,认为体制将限制文化研究的活力,将其导向僵化的死地。然而,本内特的主张与此不同,他通过对文化研究历史的还原和梳理,通过对当下社会文化现状的分析,证明文化研究只有获得体制的保障和学科化的地位才能获得长远发展。本内特对文化研究的真实存在给出了自己的解读:文化研究是一种具有跨学科性质的专门学科;具有语用学属性:在政治层面上,与社会现实紧密关联,与各种社会运动相生相伴;在理论层面上,对制度的、机构的、推论的、政治的等各种社会条件进行分析和研究,对国家以及某些共同利益团体的具体事务积极介入;文化研究不应局限于对文化定义的考辨,而是着眼于对文化与社会关系的分析,得出能对社会发展产生助益的实际成果。本内特文化研究范式深受葛兰西和福柯影响:在葛兰西霸权理论视角下,本内特放弃了大众文化非善即恶的极端立场,既不将大众文化看做统治阶级操控人民的工具,也不将大众文化看作底层人民心声的表达,而是将其看做各种利益集团意识形态较量的场域,在这里,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展开了不间断的谈判与磋商,因此大众文化始终是一个流动的领域。在福柯治理性、微观权力说的影响下,本内特建构了治理性文化观,即将文化看作一个社会治理领域,既是治理的对象,又是治理的工具。治理性文化观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是从文化研究的维度引入文化政策考量,将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和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结合起来,关注文化运行的制度设计;通过对博物馆和监狱的比较,透析当代文化联合体在教化和培训人民中的特殊政治理性,从而增加文化机构的社会效用;呼吁知识分子放弃单纯的批判立场,实现批判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双重结合。治理性文化观基于鲜明的政治视角,为解决现代社会的诸多困境做出了积极探索,为文化研究学术传统开拓了新的研究范式。在对本内特文化思想全面分析的基础上,论文最后对本内特文化思想的启示及局限进行总结,认为本内特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创新发展和将文化与权力、政治相联系的理论视角,以及呼吁知识分子放弃纯粹的批判走向实践的立场,为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而他过于注重实用和实效的主张,也是我们需要警惕并加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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