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21世纪的今天中俄文学交往似乎渐行渐远，但“十七年中国文学”与俄苏文学的关系却十分密切，中国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和批评都受到了来自俄苏方面的深刻影响。本论文试图将俄苏文学与“十七年中国文学”的关系作一番简要的梳理。 “文革”前十七年，我们翻译了大量的俄苏文艺理论，主要包括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也在论文中介绍，因为中国是通过俄苏这个中介来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 作品方面的译介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即俄罗斯古典文学，尤其是19世纪的俄国现实主义作品，还有苏联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来自苏联的这种以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为特色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学，在这一阶段的中国拥有大量的读者。 在俄苏文学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和作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进行了阐释，并且围绕着现实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的文艺批判运动及论争。特别是围绕着真实、真实性与本质、真实、真实性与典型的关系，以及如何理解人民性和党性等问题，中国学者和作家进行了长期争论和探讨。 中国作家，尤其是上个世纪50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批作家深受俄苏文学的影响，特别是苏联文学的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诗歌和小说创作上。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文学进入了“解冻”时期，在苏联文学同行的影响下，中国境内在1956、1957年之交出现了“百花文学”。在这两种文学思潮中产生的文学作品，主要表现了揭露社会矛盾和表现人道主义这两个主题，在中苏文学史留下了宝贵的一页。 本论文采用了比较文学中传播——影响研究的方法，以现实主义为线索，对中苏同期的文学作了一番审视。 本论文认为中苏两国的文学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强调写理想，强调写所谓的本质，因此它偏离了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轨道。1958年，中国的“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出台，由于“两结合”特别突出浪漫主义的作用，更加强调要在文学作品表现理想，因此产生了许多虚假性的文学作品。与同期的苏联文学相比，“十七年中国文学”的成就不如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