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政府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扩张性公共支出政策,如实施四万亿投资计划,引导社会投资方向；主动压缩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降低行政成本；深入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增加消费者补贴。总体上看,扩张性公共支出政策的突出特征表现在支出方向上重传统产业的有形资本投资支出。公共支出的这一支出特征,拉动了民间投资,扩大了内需,却固化了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总量上达到了保增长的目标,但结构上调节不足。文章主要从内需、经济增长、价格、需求结构、区域经济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方面研究反危机扩张性公共支出政策的效应。针对内需效应,首先采用赤字预算约束条件下的跨期替代模型,从理论上论证了公共支出对消费、投资的影响。在实证上使用VAR模型分析方法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下反危机公共支出政策对内需即国内民间投资需求与民间消费需求的影响,结论是,反危机公共支出政策这一重投资的偏向对国内民间投资需求作用迅速且力度大,最高时期,公共支出增长1%,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0329%；对消费的影响小且时滞长,在前半年,公共支出对消费的影响主要表现的是挤出效应,接下去的半年才表现为挤入效应,第11个月达到最高值,响应为0.0084,正向冲击持续时间可长达10个月。扩张性公共支出政策对投资的作用幅度是消费的4倍。反危机扩张性公共支出政策迅速地带动了相关产业投资,但对消费的启动效应不佳,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价格补贴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城乡中低收入阶层居民消费,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所有下乡及以旧换新产品的销售均不同程度稳定甚至提高,但总体上未根本改变居民消费低迷的状况,居民消费倾向仍然处于下降趋势,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依然严峻。针对经济增长效应,采用巴罗模型框架构建了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模型,再采用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结论是,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拉动作用显著,且中部地区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效率最高,东部其次,西部效率最低。不同的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不同,对东部地区来说,正向拉动效果最大的是农林水事务,中部地区是公共安全,西部是教育。在扩张性公共支出政策的作用下,经济下滑趋势得到抑制,且在短期内企稳回升,保增长的目标基本实现。但增长质量欠佳,产业结构固化,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进一步固化。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强烈偏好,加重了我国经济转型的困难。过分强调经济增长的数量,而忽视质量,造成财政资源浪费、社会代价沉重。随着2010年出口的恢复,我国经济增长重新回到了两高一低(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模式。针对价格效应,采用总需求模型框架从理论上论证了扩张性公共支出政策对价格的正向作用。通过VAR模型分析、脉冲响应、方差分解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公共投资扩张及其拉动的大量投资,增加了总需求,同时也助长了2009年末以来的通货膨胀,但作用的幅度小,不足以起决定作用。通货膨胀源于国际传导、国内能源价格上涨和自然灾害导致的农产品供给减少。从这点说,面临2008年经济衰退及社会保障制度落后导致的经济自动稳定机制不足的情况,扩张性公共支出政策的实施是合理的,但因其助推了通货膨胀,存在刺激力度过大的问题。对公共支出调结构的目标,文章主要分析了公共支出对需求结构、区域经济结构以及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效应。针对需求结构效应,文章在RCK模型框架下构建了公共支出与需求结构关系模型,并采用OLS实证分析得出,偏投资的公共支出政策是需求结构畸形的重要原因。全球金融危机后,公共支出的扩张使消费-投资比下降了15.16个百分点左右。而偏投资的公共支出政策源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战略,通过时间序列分析,偏向西部的大规模投资支出加速了区域经济趋同。针对区域经济结构效应,文章在国民收入均衡模型框架下构建了一个中央政府对落后地区支援的模型,从理论上论证了偏向落后地区的扩张性公共支出政策有助于加速落后地区经济增长,达到区域经济趋同的目的。实证上采用VAR模型分析,结果发现公共支出降低了地区经济基尼系数,公共投资支出是西部地区资本形成的重要力量。结合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趋同结果效率很低,政府可以通过教育投资扩张,提高落后地区要素禀赋,达到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目的。针对居民规模性收入分配结构效应,文章采用代际交叠分配模型从理论上说明了政府干预可以纠正收入分配差距,实证上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得出,扩张性公共支出政策恶化了收入分配,但恶化的程度减小了。全球金融危机以前,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收入越低阶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越慢,高收入阶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低收入阶层,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情况发生了微妙变化,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大面积推广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2010年,收入增长速度由大到小依次是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高收入阶层,但这一格局是否稳定仍需政府政策支持。转移性支出力度太小,还不足以根本扭转收入分配恶化趋势,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但扩幅明显减小。同时,受益于通货膨胀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收入分配继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为45%,功能性收入分配恶化制约了规模性收入分配的改善。从反危机扩张性公共支出政策效应来看,政策的预期目的重在调结构,但在实施的过程中,重心放在保增长上,而非调结构；重在增长数量,而非增长质量,这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全球金融危机应对政策的保守和盲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