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天地的场域中生存与展开自身的命运,先天地被赋予了具有属类规定性的“性”,通过对“性”的统领认知“道”的广大与宏伟,遵循于“道”是人类成长的唯一之路(根据儒家“人者,仁也”“恶不与善对”“生生”理论,“善”是唯一成长之路),体现了人与天地以及鬼神的“参”与协调,是曰“配天”,是“教”的终极实现。“隐”思想体现在“性”“命”“道”“教”的过程中,在《中庸》文本中一种重要的思想存在。宋、明儒对《中庸》“隐”思想的研究,表现出不同的诠释面向。通过对文本的体悟、文本流的理解,宋儒更侧重形上学和工夫论来解读《中庸》“隐”思想,这种解读开始于“肯定世界”的基源问题理论;明儒则侧重从心性论和实用论角度解读“隐”思想,此种解读因其“肯定人心”的基源问题理论。周敦颐、张载以为《中庸》的“隐”思想,在形上学层面是一种氤氲的、弥散的、流荡的、升降的、往来变化的、动静相感的、不可测度的存在。周张二人从“有无”的层面论述“隐”具有形上学的性质。二程、朱熹则侧重在经验层面认为“隐”是一种隐微的、不易察觉的存在。“隐”存在于人与事物打交道的过程中,是需要时时戒慎恐惧对待的一种事实上的存在。王阳明及王门后学多认为“隐”不是存在于外界事物中,而是存在于人心中的。他们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与宋儒有一定的不同,他们将“客观”转入到了“主观”上来了。他们多认为“隐”是“蕴于心者”、“纤毫莫遁”的存在。他们将“隐”与“几”联系在一起,构成一种“精一”“精微”的“隐”思想理论。吕柟、王夫之大体认为“隐”是存在于真实的世界,而非“形上”世界中一种“虚幻”的存在。他们主张回归到真实的现实生活状态来认知“隐”思想。宋、明儒的诠释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护教”的,是儒学视域内的自我诠释与自我发展。通过对《中庸》“隐”思想的内在稳定性与文本开放性的明晰,得出《中庸》“隐”思想解读中当有一定的“诠释界限”,应当注重“视域融合”。《中庸》“隐”思想蕴含在《中庸》文本中,通过宋、明儒者的诠释其哲学内涵更加得以澄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