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利用业师朱维铮先生的理论，以“学随术变”的视角对西汉《谷梁传》的发展历程和西汉中后期《公羊》《谷梁》的升降进行了考察。发现“术”对“学”的选择是整个西汉中后期《春秋》学演变历程的根本原因所在。 本文首先对西汉初年《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考察，证明了西汉前期是《公羊》和《谷梁》的文本和解释体系形成的重要时期。接着本文回顾了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过程，证明了《公羊》家以自己之“学”对汉武帝的统治术的迎合与《公羊》之所以获得青睐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董仲舒所谓“《春秋》无达辞”所隐含的“学”对“术”的迎合和公孙弘的具体实践。分析了《公羊》的通三统、张三世、为汉制法等对西汉政权合法性的论证作用，更化说对汉武帝改制的指导意义。指出了《谷梁传》在汉武帝时期未能显赫的原因之一即在于缺乏这样的迎合和论证。但是汉武帝却并非出于对《公羊》之“学”的深入学习而产生爱好后做出这一选择的，《公羊》只是他用来缘饰其统治术的工具。很快他的君人南面之“术”就与《公羊》家之“学”产生了矛盾，巫蛊事件中的父子反目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一矛盾的反映。而所谓的“轮台罪己”并不具有改变其“术”的意义，这就进一步深化了“术”与“学”的矛盾，体现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的激烈批评上。证明了在汉武帝及其身后，“学”、“术”两分的趋势在不断的发展，而“学"与“术”的疏离也促使《公羊》家之“学”开始变更其对“术”的支持立场，同时“术”也开始考虑要用另外的“学”来取代《公羊》家之学。于是就有了汉宣帝后期石渠阁会议的召开。该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把《谷梁传》立于学官，而汉宣帝之所以选择《谷梁》除了一些具体的政治原因外，就是因为《谷梁》之“学”更符合其“霸王道杂之”之“术”的要求。经过了十多年准备的汉宣帝立《谷梁传》于学官的努力在他生前是获得了成功，但《谷梁》之“学”并没有完全能够取代《公羊》之“学”的地位。本文在对比了《公羊》、《谷梁》二家之“学”后，对《谷梁》兴而不盛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对晚清以来一些极端的说法进行了辩驳。“术”“学”两分的矛盾并没有因为汉宣帝石渠阁会议的召开而获得根本性的缓解，“学”对“术”的威胁和挑战势必然促使“术”对“学”进行了新一轮的选择。于是发生了建平元年在汉哀帝的支持下刘歆倡立古文，尤其是《左传》。他们的这一举动和汉宣帝召开石渠阁会议有着同样的目的，不过由于哀帝朝诡谲的政治斗争，使他们的目的没有实现。本文为了更有利于理解刘歆争立古文经的意义，还对汉哀帝本文和刘歆与王莽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通过本文的考察发现，在“学”与“术”两分的中世纪，“学”与“术”的矛盾中“术”是积极主动的因素，“术”始终处于主导的地位，“术”对“学”的选择是推动西汉《春秋》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从而再一次验证了朱先生“学随术变”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