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贫困人口能否如期脱贫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以政府为主导的扶贫模式,是我国农村扶贫最显著的特点。体现在财政扶贫支出在我国的脱贫攻坚战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减贫成效。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又是脱贫攻坚事业的决战决胜之年。因此,科学评价我国财政扶贫支出的减贫效果,对于提高财政扶贫支出的使用效率,有效地推进农村地区的减贫工作至关重要。本文以改革开放后国家颁布实施的农村扶贫政策性文件为背景,以提高我国财政扶贫支出的减贫效果为目标,通过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提出提高我国财政扶贫支出减贫效果的政策建议。首先,在回顾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界定财政扶贫支出的统计口径,并对财政扶贫支出与农村贫困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重点突出财政扶贫支出减贫的理论分析。其次,分析我国财政扶贫支出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回顾评析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发展历程及在不同的扶贫阶段财政扶贫支出取得的成效,并分别基于狭义财政扶贫支出和广义财政扶贫支出的视角,采用1980—2018年财政扶贫支出的相关统计数据初步分析了全国整体层面和各省市财政扶贫支出的规模及结构变化,分析了我国财政扶贫支出规模和结构存在的问题。然后,对我国财政扶贫支出的减贫效果予以实证测算。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及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的方法,实证检验我国财政扶贫支出的减贫效果。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财政扶贫支出的各分类支出和经济增长均能起到显著的减贫效果。其中,财政专项扶贫支出每增长1%,农村贫困发生率会下降0.4个百分点,发挥了持续稳定的负向拉动作用;财政支农支出每增长1%,农村贫困发生率会下降1.097个百分点,减贫效果较强;民生性财政支出每增长1%,农村贫困发生率会下降2.434个百分点,减贫效果最强;经济增长每增长1%,农村贫困发生率会下降0.219个百分点。从短期来看,财政专项扶贫支出和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均不显著,存在滞后性,而且不是农村贫困的Granger原因;而民生性财政支出和财政支农支出都能够起到良好的减贫效果,均是农村贫困的Granger原因,成为推动我国农村扶贫工作有效开展的主要动力。最后,结合我国财政扶贫支出存在的问题及实证部分获取的结果,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一是扩大农村扶贫资金的来源渠道;二是根据财政扶贫支出的减贫效果,优化财政扶贫支出结构;三是完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管理体系,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瞄准性;四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实现益贫式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