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爱德华·赛义德称为“当代最伟大的尼采信徒”的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无疑是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理论对当代西方文论(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把握住福柯思想的脉络成为学习西方文论以及新兴的文化研究的重要一环。在福柯的著作中，文学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福柯几乎所有的著作都对文学有所涉及。应该说，福柯本人并未发明一套独立的文学观念，这也是探讨福柯对文学看法的一个难点。本文拟以“话语与文学”的关系作为论述契合点，通过他的那些有关文学的零散的论说尝试着从整体上去概括福柯著作所凸现出的对文学学科的贡献。文章主体部分由四个章节组成。第一章对福柯的话语理论作一简单的介绍，这是本文立论的理论基础。沿着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福柯对语言的关注转向了“话语”；一般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话语”理解为介于“语言”和“言语”之间的领域，话语不涉及事物是否存在的问题，只涉及意义从何而来。在福柯的著作中，话语的含义不尽相同。在《词与物》中，话语局限于语言学模式，可看作是“知识型”的象征秩序，其功能是对外部世界的整理；《知识考古学》从“陈述”的角度探讨了话语构成的条件。话语被赋予了实践性，从而消解了传统语言学模式的表层与深层、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对立；话语的真实本质是自由，是差异。然而，并非所有的话语都能进入历史的时空中，存在着“话语的秩序”；权力进入了福柯的视野。在福柯看来，现代权力是从规训技术发展而来，具有压抑和创造的双层机制，其创造性具体体现在知识的生产上。话语涉及通过语言对知识的生产。考古学和谱系学是福柯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二者相辅相成。第二章论述“文学”作为“反话语”具有“沉默着的反记忆”作用。这里的“文学”指的是19世纪语言获得自省能力的一种“指明自身”的写作活动。“话语”指的是表象性的古典语言，或者说是一种理性化的语言。在福柯看来，语言与知识都受制于同样的深层结构即知识型。在相似时代，语言通过相似性与所指物结合在一起；表象时代，语言的相似性消失了，语言作为符号系统成了二元结构，“能指”在绝对理性的强制下指向“所指”；然而这种“命名性”的语言，对事物的模糊性存在无法表述，以至最终在“疯癫”的驱使下，“能指”失去了指向“所指”能力，表象破碎了。疯癫与理性的对话以一种激进的形式改变了人们对语言的看法，“文学”产生了。对于“文学”的功能，在福柯看来，是对语言原始存在的记忆，通过“文字游戏”的方式，改变人们以往对语言认识；同时，“文学”呈现出疯癫的体验，这使得“文学”和文学批评都具有心理研究的一面。第三章论述文学话语的“冲淡”。“冲淡”指的是使“话语”自身的意义局限化的过程，它表现为对“话语”进行分类、组织和分配。在福柯看来，传统形而上学视语言为反映自然的一面镜子，使得话语变得可“驾驭”，从而回避了“话语实在性”。“评论”通过采取重复和相同这种形式的同一性作用来限制话语中的偶然因素，而“作者”限制同样的偶然因素则是通过采取个性和自我这种形式的同一性作用。文学批评对“作者”具有建构的作用。福柯在“人死了”之后进一步强调“作者死了”，文本的开放性打开了；批评和阅读与其说是去发现现成的文本意义，不如说是一种建构，是让过去和现时进行对话，非此不足以洞察权力关系的真相。第四章论述学科下的文学的知识性生产问题。知识和权力之间并非相互等同，它们是通过学科连接在一起；对于它们之间的循环关系，福柯是在对人文科学的论述中展开的。肉体是权力运作的中心因素，知识使得权力的目标得以达成。权力网络的密布，使得其对文学艺术的控制得到了强化。在大学教育体制下，所谓的“经典文学”的地位是值得怀疑的；文学通过神圣化而被“规训”，“他者”的声音被淹没了。福柯主张把普遍型的知识分子重新界定为特殊型的知识分子，他们与真理机构的总体职能联系在一起，局部的反抗同样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这类知识分子同某种局部的知识联系在一起，试图恢复被总体化叙事所压制的自主话语、知识和声音，历史中被压制的声音证明了统治的隐蔽性，让这些被压制的声音发言对于修正人们关于权力是什么以及权力在什么地方的看法至关重要。当然，从总体上去概括福柯的文学观念是困难的。在福柯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对文学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结语部分强调了对福柯理论的借鉴方式，对文学文本进行美学分析的同时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同时，我们最不能忽视的是一种福柯式的文学语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