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国出现大范围的雾霾天气,空气质量问题引起公众强烈关注。大气污染成为我国当今需要重点治理的环境问题。政府在大气治理中也严阵以待,2012年我国政府开始将PM2.5纳入我国空气质量监管体制,并陆续开展相关法规的制定、颁布和实施。但近几年我国空气质量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反而频频爆发雾霾天气。大气治理成为我国当今的痛点难点,在政府重锤出击的情况下,处于风口浪尖的重污染企业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压力。政府作为治理大气污染的主导者,主要从约束和激励两方面来引导企业进行雾霾治理。无论是制定和实施监管法规,或者是对企业发放相应的财政补贴,政府均会考虑到企业实际经营情况,而会计业绩就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了规避监管压力,减少财富转移,甚至是获取更多的财政补贴,存在通过盈余管理进行业绩向下调整的倾向。本文利用2009年至2014年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在大气治理过程中,在重污染企业在面临更为严格的政府监管和法律环境时,会对其会计业绩进行如何的调整。本文同时也研究国有与非国有企业在面对大气治理中严格的法律环境和政府监管时的不同倾向。最后本文从政府补贴的角度,研究企业的盈余调整是否能影响政府决策。考虑到2007年新企业会计准则实施后,应计盈余管理空间受到限制,而且容易受到审查和监控,相比之下真实盈余管理更灵活和隐蔽。本文采用真实盈余管理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在政府加强监管、逐步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时,重污染企业确实存在通过真实盈余管理来调低会计业绩的倾向。通过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进行分组研究,发现国有重污染企业更倾向于利用真实盈余管理来调低会计业绩。最后通过研究发现,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能够对政府政策产生影响,调低会计业绩的企业会相对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