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老龄化社会已经到来。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程几百年不同，中国极其快速地在约五十年内分别从近代过渡到现代，又从现代直到当代。因而共同体性质的中国社会面临诸多难以回避的社会风险。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有三个鲜明的中国特点。一是独生子女;二是未富先老;三是迅速、全面的老龄化。以上三大特点，形成了老龄化的“中国问题”。　　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在世界经济发达的国家已有诸多可借鉴的先验事例。如，老龄化程度最深的日本。其社会保障制度的特色即所谓国民皆年金、国民皆保险，但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后，人口老龄化及医疗费增长在与国民经济发展间产生不平衡，政府开始老年医疗制度改革。2000年起，建立起独立的老年医疗保险制度及老龄护理保险制度，包括家庭服务和机构服务。现代日本在模式上传统居家养老与社会养老互融。其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仍是最消极对待社会保障的美国。其老龄化应对的重要特色即设立老年人服务社区网并倡导社会力量，但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持续发展，美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面临难题:养老金的压力;对医疗卫生的压力;对养老服务的影响。第三，世界上老龄社会福利最好的国家——瑞典。它提倡老龄社会政策，基于生活质量是生命质量之基础的论点，其福利政策呈阶梯式特点，即第一基础是养老金;第二是住宅;第三是生活服务，包括医疗及护理上的帮助。　　而与发展中国家中多子女的人口大国印度比较，发现印度是“年轻的社会”，其养老金制度复杂而过度分散，为公积金模式。特色是自我负责，政府责任有限，同时兼顾家庭赡养的保障传统。　　因此，“中国型老龄化”即可释为一个“社会超载的老龄化”。　　老龄生命的本质是追求生命质量，包含三个层面，即生理层面的生存质量，物质层面的生活质量，精神层面的人生质量。生命迈入老年意味着在社会意义和生理状态上从强势进入弱势，一个物质上需要保障支持与精神上得以安宁的回归阶段。因此，老龄生命需要关怀，而且应是伦理关怀。既有的关怀维度有二，一是经济关怀，它是以健康为核心的社会福利;二是政治关怀，它以立法与社会保障制度为主。但除此之外，老龄生命的关怀更加需要的是“第三维度”——伦理关怀，即对老龄人给予文化上的认同与提供精神上的依归。　　如何应对中国社会“超载老龄化”?需要“伦理动员”，老龄关怀有赖伦理的动员。“高”增长背景下的老龄关怀，其赖以维系的社会安全如福利安全，制度安全，技术安全等或呈现严重不足，或出现因经济因素而对老龄者差别对待，甚至牺牲老年人权益。于是，“伦理安全”与“伦理关怀”应运而生，这是一种被遗忘的安全，是没有触及却兼具制度、价值与文化意义的安全，是超载社会老龄关怀的应对策略中最重要的人文力与伦理的力量。　　老龄关怀到底关怀的是什么?是对终极关怀的生命质量的追求。老龄关怀的深度指向不仅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得好”。前者需要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以及医疗健康上的关怀，后者需要的是如何在家庭、社会、国家的伦理实体中实现老龄关怀，老龄关怀的实质就是需要一种伦理关怀。超载老龄化社会如何才是“关怀”?是在人的生命安全保障的基础上，实现对老龄生命的价值尊重，“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给予老龄生命个体追求终极关怀的精神归宿。　　“生命质量”是“生命”存在的最终追求。其基础要求是生命的健康质量，由此向物质生活的社会保障要求递进，并希求从社会层面给予老龄生命在公共道德上的价值认同，从而提升社会质量，最后，是向生命所在的伦理实体回归即保持个体与实体精神同一的精神质量的寻进。　　伦理关怀是一种文化形态，其目标是“质量关怀”。伦理关怀的中国形态是在“超载老龄化”背景下建构一个国家主导下的伦理关怀体系，即在家庭—社会—国家三大伦理实体之间构架一个有机的关怀体系。　　中国型老龄关怀是一种伦理关怀，它是一个应对老龄关怀的崭新的哲学理念;也是为了应对中国“超载老龄化”的一个具有精神文化考量的中国战略及应急策略;同时是基于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传统资源的，在方法论上具备可操作的策略性意义。　　如何建构伦理关怀的理论与达成社会实践？伦理关怀是关怀的社会精神环节，首先，从其理论的历史形态出发，即发端于西方关怀伦理为基础的老龄关怀以及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为价值基础的老龄关怀;其次，对于“中国问题”的生成提供“中国出路”，即建立新的“伦”理体系，提供以伦理安全。　　我们倡导在社会实体中重建“第二家庭”，设置一种“公众家庭”的伦理环境，提倡拥有一种公共生活，以道德公共性为整个社会和国家的伦理追求。学习拥有“伦理意识”与“伦理关怀”，即学会伦理地思考。人类能够从自然关怀到“伦理关怀”，即道德地关怀，以关怀他人为喜悦，以此作为关怀的报答，以期实践德行上的造诣。概言之，“超载老龄化”将使我们重新学习如何担负起社会责任，学习重新拥有伦理上的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