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国在世界经济贸易活动中拥有优先掌控权与影响力,具体在法律方面,便是试图将其国内法界定为控制国际社会秩序的绝对权力。而出口管制法凭借其扩张的域外效力,为美国稳固其经济地位和技术优势提供主要法律武器。随着我国与美国间经贸冲突加剧,美国频繁利用出口管制法及相关工具对中国企业及个人实施制裁和打压,意图维护本国安全利益、遏制中国发展,以确保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领先地位。首先,本文对美国制裁华为事件的基本概况进行梳理。美国司法部认为,华为公司没有遵守《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及美国相关国内法,对华为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等提出13项指控;此后,美国开始对华为公司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不仅将其列入实体清单,更是两度针对华为修改其《出口管制条例》中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企图对华为实行技术封锁,并为自身利益进行规则修改以减轻自伤。其次,本文对华为事件中所体现的美国出口管制法域外效力进行研究,结合历史发展、框架体系、概念界定等对其建立理论基础,梳理美国出口管制法三种管制要素及两种制裁途径的域外效力表现,同时概括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演变历程和发展趋势;华为事件作为近年美国实体清单制裁中的典型案例,其实质是美国出口管制法域外效力的扩张以及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态度的呈现。在对华为事件所涉域外效力分析后,本文围绕美国出口管制法域外效力的非法性进行研判,管辖权原则、现行国际条约与美国国内法是本文三个切入点。通过梳理管辖权理论的当代发展、国际条约的要求、美国国内法的实际内涵,结合美国具体实践与华为案例,笔者认为美国出口管制法过度扩张的域外效力既不符合当代管辖权理论,也违反了有关国际条约义务而被当前国际社会普遍予以否认,同时也是对正当程序原则的规避与国际礼让原则的滥用。但是,即便美国出口管制法域外效力滥用的非法性导致对他国管辖权的入侵,大部分企业仍然妥协。本文结合华为事件中企业的应对与中国的做法寻找启示。首先,在国家层面,我国可以诉诸WTO争议解决机制实现国际组织介入下的维权公平,推进科技自主可控能力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打破美国的司法包庇、美元霸权和科技垄断。同时,国内立法方面,通过完善经济制裁阻却机制及出口管制法域外效力机制提高我国立法科学性以及执法能力,对美国出口管制形成对等制约,进一步保护我国实体利益、维护国际经贸关系健康发展。而企业层面,需要加强合规建设、注重技术开发与专利申请,结合华为违宪诉讼及专利诉讼等案例分析我国企业在对美国出口管制法发起反击时的诉讼策略及关键考量,以便同国家一道抑制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