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典型”是中国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现象,它包括了典型的培养与塑造、宣传与学习等过程。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家建设过程中,从上个世纪直到今天横跨两个世纪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诞生了不同时期的“新农村”典型。本研究以国家对乡村社会和农民的动员为切入点,结合1950-60年代我国农村社会变革的背景,以影响最为深远的新农村样板“大寨”为个案,通过对此一典型的塑造过程进行讨论,来展示典型是如何被“发现”、“培养”和“建构”出来,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地方社会中的村庄、农民如何与国家权力进行互动。首先,在建国初期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上,各级政府以分类排队为基础的乡村治理,选择村庄进行试点和蹲点,培养先进和改造落后。在这个过程中训练农村基层干部、培养村庄内部的模范和积极分子等,并利用“先进和模范”进行农民动员,推动农业合作化的进程。正是在以分类试点为基础的政策推进过程中,大寨作为地方典型得到“培养”。其次,在毛泽东时代持续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动员民众进行农业生产和政治参与。大寨正是在人民公社化与大跃进运动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其作为昔阳县“地方典型”的地位。在后来的“比学赶帮”运动中,大寨和陈永贵作为地方“先进”,逐步升级成为晋中地区和山西省的重要农村典型,一场“学赶大寨”的运动已经在地方拉开帷幕。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在如此众多的地方典型之中,大寨典型最终“跃升”为国家样板,也有偶然性“事件”起着重要作用。第三,在树立典型的过程中,典型的建构依靠广播和报纸等高度组织化的宣传网络。在对于样板的典型报道中,典型村庄和模范人物都抽离成为一种“符号”,并根据运动或政策宣传的需要,不断地再生产各种“典型经验”,来制造舆论动员民众。同时,大寨作为新农村样板,村庄本身成为参观学习的对象。原本的村庄建设,实质上已经演变成打造村庄景观和组织民众参观的国家工程,各级干部、模范和积极分子以及农民,都在这种仪式化的参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第四,国家在典型塑造中构建“先进”和“模范”为主体的宣传话语,呈现出“英雄化”的特点,有关村庄的叙事也逐步背离村庄现实。尽管国家的话语体系在典型叙事中占据着支配地位,但是那些村庄中“消失”的模范人物、无名化甚至被污名化的村民等,与崇高的典型叙事共同构成了村庄叙事的多重变奏。最后,树典型作为国家进行社会动员的一种路径,不仅是源自革命战争年代的传统,也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产物。在“新农村建设”的话语动员体系下,大寨作为国家样板和学习对象,按照国家大共同体的目标构建了样板,通过参观学习的动员模式,来尝试改造一个个村庄共同体。由此为我们理解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社会和动员民众的过程与机制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