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是长篇小说创作走向繁荣的年代，除了之前已经成名的长篇小说作家继续推出若干新作之外，原先主要从事中短篇创作的“新写实派”和“先锋派”小说家也纷纷加盟，使长篇小说这一小说样式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1990年代也是长篇小说文体创新与繁荣的年代，“文体”这个概念开始被作家们广泛接受并付诸于创作之中，越来越多的小说家已经不满足于对传统写实手法修修补补，开始积极地探寻多元化的表现形式。他们在创作实践中，自觉地运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和审美表达方式，形成了具有鲜明个人化色彩的文体范式，这里，我们姑且可以把它称为“个性文体表征”。正是在众多小说家的共同努力下，这一时期长篇小说文体在承续20世纪80年代文体探索的基础上，勇于实践，不断创新，形成了某些值得文学界格外重视的趋向或特征。不仅丰富和拓展了长篇小说文体这一概念的范畴，而且为新世纪的长篇小说文体发展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纵观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我们发现，多元文体交相融合、不分彼此是其基本的现象表征，所谓的“主义”、“潮流”的界限似乎突然间消失了。尽管评论家不厌其烦地以各种各样的概念为其命名:“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新状态小说”、“新体验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等，但终究还是赶不上小说文体的演进速度。因此，评论界也就陷入了一种颇为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是大量长篇小说作品的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则是运用传统的批评模式去定性评价这些作品时的越来越困难，而新的“文化批评”方法又与创作本身产生着某种疏离。这就使得一部分评论家的批评文章处于混乱状态，不能够很好地发挥文学批评的积极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审视1990年代长篇小说文体状况时，虽然还是从传统批评的角度出发，将这一时期的作品归纳为若干类别，但又不愿意拘泥于传统，而是在具体的分析中，以更为开放的视野，融合多种批评理论，力图从文体的高度上把握这一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基本脉络。　　出于以上的考虑，本文试图从文体的界定、文体与长篇小说的关系、现代现实主义文体及小说文本分析、新历史主义文体及小说文本分析、现代主义文体及小说文本分析等方面尝试将1990年代出现的诸种长篇小说文体作以归纳和整合，并对其表现出来的文体趋向的异同进行适当地梳理。以具体的长篇小说文本为经，以文本的共同文体特征或趋向为维，全方位、多角度地探讨这一时期长篇小说创作所取得的文体成就。具体的文本分析是本论文观点阐述的基点，在此基础上通过归纳整理，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990年代的长篇小说数量呈现几何数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作家加入到了长篇小说创作的行列中来，尽管这其中也不乏平庸甚至低劣之作，但这一现象至少说明，长篇小说已经从根本上占领了文学写作和阅读的制高点，而且，随着人们审美水平和鉴别能力的不断提高，真正优秀的小说作品必然会为更多的大众所接受和喜爱。与此同时，对长篇小说文体形式的探索也达到了新的高度。文体的创新已经成为小说家们的普遍共识，尤其是一些比较成熟的小说家更是把文体创新放在了与小说内容同等的位置上，他们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体现出不同的文体特征，这是评论界所始料未及的。尤其是对西方现代主义手法的借鉴从“形而下”的模仿上升到了“形而上”的创造阶段。小说家们不再盲目地照抄照搬，不再追求对形式的机械性移植，而是有选择地吸收最利于表现其思想情感的艺术手法，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有相当数量的小说作品已然体现出某种文体的超越意识，《务虚笔记》的独特文体创造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此外，这一时期的小说家开始重新认同和接纳业已为人们所淡忘的民族形式。在1990年代，有些小说家对异域土壤中生出的诸多文体观念是否一定都适合本土文化和本土文学开始产生质疑，并将目光重新转向了中国古典文学以及民歌、戏曲等广阔领域，试图从民族形式中寻找到新的创作灵感，虽然这种对民族形式的采用还不具有普遍性，但却在相当程度上，为新世纪的长篇小说创作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