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震荡和恐慌,并逐步发展为致使世界各国损失惨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次贷危机期间,美联储通过实施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恢复美国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对他国经济产生了冲击效应。考虑到中美经济贸易关系密切,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如何从更综合与宏观的研究视角,整体性地看待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影响,以及如何科学评价新常态下我国的经济稳定状况,如何准确刻画在外部冲击影响下我国短期经济与长期趋势的背离情况,关系到能否准确刻画外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效应,也关系到对我国经济增长状况是否稳定的合理研判,影响到我国宏观调控对策的及时性与有效性,具备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主要研究了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稳定状况的短期和长期冲击效应,根据凯恩斯的经济周期理论,考虑了宏观经济调控的四大主要目标和新常态下对经济平稳增长的要求,构建了中国经济稳定指数,可用于度量我国短期经济与长期趋势的背离情况,通过设定中国经济指数的临界线与边界线,划分出了4个用于判断我国经济稳定状况的阈值。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基于事件研究法的计量模型和滚动回归分析模型,取2004年1月至2019年6月的美国货币政策指标和中国经济稳定指数进行建模,分别从短期与长期视角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冲击效应进行分析,并得到相关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通过构建中国经济稳定指数,为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和度量外部冲击影响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从一个相对综合性的视角考察外部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影响,来为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提供较为客观的数据支持,并为宏观决策者和投资者把握我国当前整体经济稳定状况和未来经济稳定走势提供参考依据。第二,在构建中国经济稳定指数的时候,在借鉴由Van den End（2006）提出的金融稳定状况指数FSCI的构建思路的基础上,本文引入了对“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主要目标”、“货币政策传导中起关键传导作用的指标”、以及“经济金融指标与经济整体发展水平适配度”三个方面因素的考量,在经济指标的选择上和指数构建方法上更贴近宏观政策调控希望实现的平稳效果。第三,本文把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影响的讨论重点,放在了对中国经济稳定状况的影响方面,并分析了在美联储QE政策影响下我国短期经济与长期趋势的背离情况,更契合我国在新常态下愈发强调经济平稳增长重要性的主题背景。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稳定状况的短期冲击效应看,各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冲击方向与同期中国经济稳定指数的变动方向大致相当,但每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稳定状况的实际影响相比上一轮均有所减弱,说明有其他因素对冲了美国后续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冲击效应,而该因素很大可能便是同期中国的宏观调控对策,也间接证明了后续中国宏观调控对策的有效性。在次贷危机时期的多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里,中国经济稳定指数在美国首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事件窗口期内波动幅度最大,说明该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较不稳定,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起到了加剧该不稳定变化的作用。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稳定指数的长期冲击效应看,数量型货币政策是加剧中国经济不稳定波动的主要因素,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稳定状况的冲击效应集中在次贷危机之前。在数量型货币政策中,美联储回购美国国债对中国经济稳定状况的冲击能力较强,影响时段覆盖几乎整个次贷危机时期;美联储回购美国抵押支持债和美国联邦机构债对中国经济稳定指数的冲击能力较弱,影响时段也主要集中在次贷危机中期和后期。在美联储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冲击过程中,回购各类债券对我国经济变量的影响关系也随时间发生变化,各类债券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效应和影响时段也有所不同。本文主要分为七个章节,主要从研究现状、理论模型、传导机制、及其影响等方面入手,研究了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冲击效应对我国经济稳定状况造成的影响。第一章为绪论,主要讨论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文献综述、研究设计和创新点,第二章对本文选用的模型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了简要介绍。在第三章中,本文分析了美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和具体步骤,为第六章的事件研究法提供了事件时点与区间的设置依据。本文还分析了美国再次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必要性和政策环境,通过对经济现象的一般规律总结和对经验模型的量化验证,以及整理和归纳现有研究文献结论,笔者发现美国经济的过热风险较高,有较大可能进入衰退阶段,为使经济恢复美联储将不得不降低联邦基金利率,而目前美国名义利率位于2%～3%区间,利率政策可操作空间有限,因此美联储有较高可能性继续采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第四章中,本文梳理了美国与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和使用到的货币政策工具,归纳出美国货币政策制定的总体目标与策略,理清了各类货币工具在实现美联储经济目标上的应用场景、应用对象和作用效果,明确了第五章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讨论中在不同传导渠道下起主要作用的货币工具,也为第六章美国货币政策指标的选取提供了现实依据。同时,为借鉴美国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方面的成功经验,本文还比较了中美两国在次贷危机时期及其后在货币工具创新方面的异同,并在第七章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在第五章中,本文回顾了蒙代尔—弗莱明和多恩布什的货币政策在两国经济间的传导模型,在理论上证明了两国经济存在相互影响关系,并总结和归纳了现有文献提及的主要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建立了美联储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传导路径,为本文第六章对两国经济影响关系方面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在利率渠道、货币渠道、信贷渠道、国际资本流动渠道、国际贸易渠道、流动性渠道、投资组合平衡渠道和信号渠道传导机制中涉及到的关键经济指标,还将作为本文第六章构建中国经济稳定指数的考量因素。在第六章中,本文论述了研究经济稳定状况的必要性和构建了中国经济稳定指数,并对其进行了相关统计检验。在构建中国经济稳定指数的过程中,在综合考虑“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主要目标”、“货币政策传导中起关键传导作用的指标”、以及“经济金融指标与经济整体发展水平适配度”三个方面因素的前提下,构建了中国经济稳定指数,目的是通过该指数来测度我国短期经济与长期趋势的背离情况,以便更综合和准确地分析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冲击影响之后我国的经济稳定状况。在本章后半段本文还基于第四章与第五章的分析结论,筛选出能较好刻画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相关指标,结合本文构建的中国经济稳定指数,建立基于事件研究法的计量模型和滚动回归分析模型,并分别从短期和长期视角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冲击效应进行分析,进而对第七章的对策建议部分提供实证研究支持。在第七章中,本文回顾了前面各章节的研究工作,总结了相关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并对其中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和进一步的工作进行了分析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