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以来，现代性问题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对艺术现代性的探讨也随之浮出水面。而西方随着现代哲学的生活世界转向，20世纪30年代兴起了一股“日常生活批判”思潮;中国则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日常生活的独立性价值获得了合法地位，20世纪90年代后，文艺界日常生活叙事崛起。这种转向与中西艺术的现代性进程息息相关，自然催生了从日常生活维度对中西艺术现代性的考察。　　 由于西方艺术现代性具有“源发性”，所以从对其基本特质的分析归纳入手。“现代性”可分为“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两种范式。“启蒙现代性”体现为理性的胜利，是科学技术对自然和社会的全面征服，它一方面创造了现代文明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导致了工具理性泛滥、人文价值失落等灾难性后果;“审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批判者、重建者和超越者，表现出对认识-工具理性的深刻质疑和对道德-实践理性的疏离。在与启蒙现代性的对抗中，它以对感性的伸张来拯救异化的人性，以流动变化的瞬间性来打破工具理性的僵滞，以深刻的批判性来超越异化现实。而艺术现代性从属于“审美现代性”，因而与其反思批判的内在精神一脉相承。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从整体上说扮演了一个社会现实和传统图式的颠覆者的角色，这是以社会文化分化后艺术自主地位的合法化为前提的。所以，西方艺术现代性的基本特质，是艺术自主后所表现出来的反叛性和持续颠覆性。而它恰恰肇始于对现代日常生活的否定和超越。　　 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日常生活批判”思潮，一方面，揭示了现代日常生活的物化、僵化、庸常化等特质，明晰了西方艺术现代性的生长土壤。另一方面，以艺术为利器，提出了解决现代日常生活困境的两种方法:一是主张艺术与日常生活截然对立，日常生活要靠精英艺术的乌托邦来拯救;二是认为日常生活本身就涌动着变革的潜流，可通过艺术与生活化合的方式改变困境。这种思路暗合了西方艺术现代性进程中，艺术与生活关系处于“历史节点”的两次变迁。通过从日常生活维度对西方艺术史的考察，发现从与生活紧密联系的前现代艺术到与生活疏离的现代主义艺术，这是艺术与生活关系的第一次转变，在具有明显“向内转”、“非人化”倾向的现代主义艺术中没有了我们熟悉的生活世界。艺术与生活关系的第二次转变表现为:由疏离对立走向了再融合，这是20世纪60年代勃兴的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典型特征，观念成为比视觉现实更为重要的因素。　　 但是“艺术生活化”之后，一方面，艺术的边界被无限拓展，致使艺术的本质遭到了最大限度的质疑，“何为艺术”成为艺术家和理论家的棘手问题。另一方面，花样玩尽所导致的“文化之熵”迫使丹托做出了“艺术终结”的判断，从此西方现代艺术将进入没有历史意义的“后历史”时期。由此可见，西方的艺术现代性进程正面临着瓶颈期的困扰，它需要的也许是频繁变动后的复归。　　 而中国现代艺术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与西方截然不同。西方现代性是社会和美学二元对立的现代性;而中国由于救亡图存、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等政治层面的重大任务，需要调动和整合当时可以利用和借助的一切有效力量才可能完成，因而具有“整一性”、“参助性”的特征。“由中国式政党实践导致的全方位的高度整合(社会、观念、心性被组织化)乃中国式‘现代’的根本规定性”。直到8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转型，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个体意识才开始觉醒，人的主体地位才得以真正确立。　　 这反映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就是具有个人性、狭隘性、私自性特征的日常生活叙事长期被遮蔽，直到90年代初随着社会风气的松动，才发生了日常生活叙事转向。日常生活在20世纪现代艺术中具体呈现为“遮蔽——露面——中断——回归”这样一种发展态势。虽然在艺术现代性问题上，我们不主张照搬西方标准，但必须先有个体的觉醒、主体地位的确立，艺术才有可能获得自身的独立性，从而真正完成它的现代转型。所以，以“新生代”、“都市水墨”为代表的日常生活叙事意义重大，它产生于个体自由言说欲望的确认过程中，产生于个体自由表达感性经验的冲动中，它把个体、自我放在与历史平行的本体的高度上表现，为个体的自由与解放寻找各种可能性，它标志着中国艺术独立性地位的获得，这应视为中国艺术现代性的真正起点。因此，在九十年代及之后的当代艺术中，不再像前一个时期单向度地只体现出对现代性的肯定性描述，而是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反思批判的姿态。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并没有沿循潘公凯先生为20世纪艺术“正名”的思路，而是对中国艺术现代性进程作出了如下判断:正如西方经历了从浪漫主义到后印象主义的百年过渡转型期一样，中国艺术刚刚走过的20世纪百年历程可视为中国艺术现代性的序幕;正如艺术自主是西方艺术现代性的决定因素一样，日常生活叙事崛起所标志的艺术独立性的获得是中国艺术现代性走向成熟的真正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