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组织传播的研究中,组织的传播媒介,如党报、机关报等一直是研究的重点课题。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发展,组织的传播媒介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组织化媒介,在社交媒体和垂直化新媒体中涌现出许多官方用户,例如共青团中央的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和B站账号。这些官方新媒体构成了一个传播矩阵,承担着引导青少年、构建意识形态的作用。本文以梅洛维茨的媒介情境论为理论出发点,对中国共青团的两种组织化媒介——《中国青年报》和“共青团中央”新媒体矩阵进行比较研究,探究两者在媒介情境、行为方式、媒介主体、传播策略和文本表达等方面的异同。具体内容包括:第一章对组织化媒介进行理论阐释。对于一般的共青团员和青年群体来说,他们和共青团中央在组织上的联系并不紧密,组织成员的身份难以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归属感来追随组织的意识形态。这种状态下的中国共青团对于组织成员来说,更倾向于一种意识形态的象征,是一个故事讲述系统。共青团中央的组织化媒介——《中国青年报》和“共青团中央”新媒体矩阵,正是以讲故事的形式完成了组织化媒介的两项重要功能——“展现意识形态”和“对个人的组织化”。因此,组织化媒介是作为文化的组织的载体,是组织意识形态的展现者和对个人进行组织化的工具。第二章对比两者不同的媒介情境。《中国青年报》是“舞台”型的前后区分明的媒介情境,《中国青年报》本身作为组织的意识形态的载体,一方面是为强有力的把关人和新闻生产者提供前区行为的媒介场所,另一方面是作为受众的后区行为的关注对象。于是,这就形成了一个由幕后、台前、观众席所共同组成的前后区分明的媒介情境。在新媒体中,构建媒介环境的实际上是共同的“后区行为”。对于试图在垂直化新媒体中展现意识形态和同化组织成员的组织化媒介来说,把握媒介环境一条可行之路就是理解环境中展现的后区行为,并展现出相同的后区行为,这就造成了新媒体中的组织化媒介通常都有一个人格化的传播主体。人格化的传播主体传递的“中区”行为更加拟真,也使得组织化媒介更能适应新媒体平台中的媒介情境。第三章探究不同媒介情境下两者的传播策略。《中国青年报》是组织型的媒介主体,依靠通过“可见的行为模式”形成“价值观”,再通过“价值观”形成“理所当然的基本假设”的方式来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这样的媒介主体和宣传方式赋予了《中国青年报》强有力的展现意识形态的能力。《中国青年报》编辑部在“舞台”型的媒介情境中有着“演员”和“编剧”的双重角色,他们的把关人身份可以确保信息环境内意识形态的单一性,这对意识形态的展现有着强化的作用。“共青团中央”新媒体矩阵则是人格化的媒介主体,其宣传方式是通过“中区”行为中符号的逸散和“意见领袖”进行宣传。这导致其在组织化媒介的同化功能上有着杰出的能力,能够有效地将“后区”行为展示出来,并以此来增加组织成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第四章分析两者在不同媒介情境下的文本内容。从标题上来说,《中国青年报》的消息或通讯通常都是周正的新闻标题,这类标题有着一定的概括性,是对新闻内容的形象概括。“共青团中央”新媒体矩阵的标题则随着内容的变化而变化,对于严肃性内容会采用概括性的标题,在处理非严肃性内容时尽量做到形式活泼,尽可能从多方面、用多个故事来展现组织的意识形态。在进行内容选择时,《中国青年报》倾向于使用规整的新闻报道,从客观的角度来讲述故事;“共青团中央”新媒体矩阵的媒介环境是宽松的“中区”环境,因此其对内容的处理有着网络化和多样化的趋势。结论部分对两者的传播策略提出建议。对于《中国青年报》来说,加强受众的参与度是提升其传播效果的要点。《中国青年报》受其机关报身份的局限,很难在报纸这一载体上变动其媒介情境。要加强其宣传能力,《中国青年报》应该另行开辟新的媒介情境,比如和高校进行合作,在高校内部进行行为模式的宣传。对于“共青团中央”新媒体矩阵来说,虽然其同化能力较强,但是存在意识形态展示不够强力的问题。一方面,这种问题是新媒体的信息环境所决定的,难以改变。另一方面,这与新媒体中吸引粉丝的数量需要长时间的运营有关,“共青团中央”新媒体矩阵可以利用作为政治实体的组织——中国共青团来进行扩散,继续提高自身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