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为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都在竞相积极引进外资。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采取吸引制造业资本回流的政策缓解金融危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引进外资以加速经济腾飞或产业升级。如何快速利用FDI技术溢出,是学术界、各国政府共同关心的话题。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滞后期,现有文献并未对滞后期的长短进行实证检验,仅对同期或滞后一期的FDI溢出效应进行分析,滞后期的设置没有充足的理论与实证依据,错误的滞后期设置可能会导致回归结论产生系统性偏误,据此制定的利用外资的建议与产业政策,自然也就失去了正确决策的基础。此外,目前针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大多数文献均局限在静态研究的层面上,即单纯的认为FDI对东道国的经济影响非正即负。但是,经济环境是十分复杂且充满着变化的,FDI对东道国的影响会随时间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即这是一个动态的且不断变化着的过程。那么FDI技术溢出的滞后期究竟是多长?哪些因素是溢出效应滞后期的门槛因素?如何降低门槛、缩短技术溢出效应的时滞,并据此科学制定外资政策与产业政策?本文将针对这一系列问题展开研究。本文从理论上系统分析了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时滞问题与门槛特征。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对中国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在实证上,采用我国2001-2017年东、中、西部省级面板数据,建立时间门槛回归模型,动态研究我国FDI技术溢出随时间变化的过程。门槛回归结果表明: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时滞,并存在双重门槛,东部地区为第4年和第8年,中部地区为第5年和第8年,西部地区为第9年和第12年;时滞门槛受到对外开放程度、金融发展水平、内部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水平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影响。最后,为缩短FDI滞后期、降低FDI技术溢出效应门槛,本文从以下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制度创新、外资政策的调整、面向外资的区域政策导向以及人力资本的契合。本文利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了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滞后期,为FDI技术溢出的实证检验奠定了研究基础;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未来更好地利用外资提供政策建议,对引进外资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好FDI技术溢出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