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的电视节目形态中，纪录片是最具文化意识和人文精神的种类，担负着陶冶大众情操、净化大众心灵和提升大众境界的重任。20世纪90年代的“新纪录运动”以一大批优秀的作品，不仅使纪录片本身获得了品格的独立，而且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京派”，历史的宏大叙事和现实的日常描摹相结合，既有“大江东去浪淘尽”的宏大气魄又有山涧小溪叮咚响的细致婉转；“海派”，以平民视角关注底层民众的悲欢离合，强烈的地域特色创造了纪录片36％的收视奇迹；“西部”派，偏好边缘题材，浓郁的人文特色和绮丽的自然景观糅合在一起，显出深刻的思辨和独特的审美；独立制作，独特的构思、另类的题材以罕见的真实弥补了主流话语的不足和遗失。“新纪录运动”无论是在纪录片的创作还是理论方面都兴起了火热的局面，中国的纪录片从此开始走向世界，引起国际影视界的关注。 可惜，随着消费文化的泛滥，强调理性和历史意识的纪录片逐渐被冷落，“新纪录运动”于1996年开始退潮。媒体产业化的道路，让游戏和娱乐节目成为时代的宠儿。“模式化”让纪录片越走越窄，“栏目化”又像“围城”：纪录片陷入创作的困境和审美的疲劳。告别昨日的辉煌，纪录片在市场化的进程中步履维艰。 在消费文化的浪潮中，如何让纪录片争得一席之地，确实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向故事片靠拢，纪录片“故事化”；向娱乐亲近，纪录片“娱乐化”；向西方新纪录模式致敬，纪录片“虚构一切”?这些或许是改变的方式，但并不是根本之举。在频道专业化的呼声中，纪录片组建专业化频道的时机是否成熟?纪录片创作的资金来源、作品流通的交易平台和体制内外的有效融合等等，这些都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关于中国“新纪录运动”的研究比较繁杂零碎，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笔者准备对“新纪录运动”作一个比较全面的断代史性质的研究，在社会思潮和美学思潮的语境中，试图探究它兴起的背景、繁盛的表现和衰落的原因，并探讨纪录片走出困境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