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比较视野出发，试图揭示出颇具古典之美、且在当下能时时引发思古之幽情的越剧，实际是一个晚至近代方才诞生、并且深受外来文化影响的跨文化产物。今日我们看到的成熟形态的越剧，奠基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的现代大都市上海。它不仅为外来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现代都市语境(包括观众、观演方式、西式剧院、现代媒体所提供的新的传播方式、新知识分子群体等等)所形塑，受到了西方“悲剧”观念、现代性别观念、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等等外来思想的影响，更直接吸收了话剧、电影等等舶来艺术的创作手法与机制。　　 论文力图通过《导论：越剧的跨文化生成》、《江南，越剧的本土资源》、《小戏班突进大洋场》、《“第二性”的能动性》《结构题材的现代转变》《“拿来”竟成“主义”》和《尾声：回归本土与进入世界》等七部分，步步破解越剧的生成之谜，揭示出越剧背后复杂的跨文化成因。　　 当然，本文努力剖析越剧之跨文化成因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证明那个已然被证伪的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回应”说，而是希望借助比较文学的视角进一步指出，近现代中国戏曲仍具有着相当强劲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不仅表现在延续传统的层面上，更表现在在跨文化语境下重组、发展和再生传统的层面上。换句话说，近代以来，中国戏曲传统尽管受到了来自西方话语的巨大压力和来自舶来戏剧样式的强烈冲击，但它们却并未败退。生搬硬套外来戏剧形式、最终归于失败的“戏曲改良”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剧种则是努力发挥主动性，在跨文化的近代语境下，巧妙地借用西方文化戏剧因子，并有选择地激活传统因子，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重组和调试，最终化成为了融进西方和现代因子、却又不失传统属性的“新传统”。而本文所研究的越剧正是这种“新传统”的极好例证。越剧虽然从西方艺术那里拿来了诸多的艺术手段和方法，但它又不是西方艺术的简单照抄或是中西艺术的简单杂糅。越剧是其从业者发挥主动性，在中/西、传统/现代之间不断配合协调、不断试错的创造性成果。　　 与以往经验归纳为主的越剧研究不同，本文将在研究中尝试引入“现代戏剧学”、“文化研究”、“女性研究”、“上海研究”、“都市研究”、“区域研究”等方面的理论成果，以期更好地突现出越剧生成的跨文化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