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法治”思想是中华民族文明的灿烂明珠，是中国大地孕育出的最主要的思想硕果之一，它是推动着中华民族不断向前的思想力量之一。首先，韩非法治思想的渊源和背景有：一是所处特定环境塑造了他，本人是韩国诸公子之一，目睹韩国一片亡国之风，自己一腔报国热情无法实现，痛心疾首之际，于是退而著书。二是社会大背景的需要。当时，诸国征战，怎样才能富国强兵，一匡天下并长治久安，成为韩非思索探寻的主要问题，同时当时的环境也迫切需要产生这样的思想家。三是其思想来源于当时的经济基础，其时，井田制度瓦解，私田大量出现，这就需要全国上下政治经济上高度统一，“利出一孔”，从而重农、重战，富国强兵，同时保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即得利益。四是韩非法治思想形成于春秋战国晚期，吸收并改造了许多其它学派的精华，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并为秦始皇所采用。五是当时的立法环境也已成熟，不仅在实践上有先期法家的探索，而且成文法也已出现。其次，韩非的“法治”思想基本内容有：一是其理论基础。韩非继承了老子关于“道”的思想，按照道与万物的关系，君与道相等同，臣民与万物相齐一。这样一来，君主就成了道的代名词，两者成了一体，其法治学说也从这里找到了理论基石。其次韩非法治思想的逻辑起点：人性好利论。在韩非看来，人性好利是由人的本能需要所决定。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君臣之间是赤裸裸的买卖关系、虎狼关系。所谓因情顺人并不是顺应民心民意，而是要摸透百姓的利欲，利用人的好利，根据人性好利的本性来制定统治政策。人性好利，如果不按一定的秩序和方向去追求，社会就会陷入混乱。因此，统治者要导之，使好利的追求为统治者所用。最后是其进化的历史观。韩非继承了商鞍等前期法家关于古今异势、因时变法的思想，认为社会历史是不断地由低级到高级进化的。韩非对历史进化的原因作了探讨。既然人人皆是自私的，那么在“人民众而财货寡”的当今世界，不争夺是不可能的。那么，解决这些纷争，在韩非看来，绝对不能依靠儒家所鼓吹的“仁政”，而只能依靠严刑峻法。二是韩非法治思想基本主张。他提出君主集权，以法“独断”的君权目的论。韩非极力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政权，实行君主专制统治，他的法治思想体系实际上是君权目的论和法治方法论的高度统一。在韩非看来，人主立法，立法为君；法由君操，势为君处，术为君执，“法”、“术”、“势”都不过是君主实行法治的方法手段，而实行“法治”的根本目的在于以君为主，君主集权，实行专制。同时，其“法不阿贵”与“严刑重罚”的刑罚思想突出。三是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主张。在三者之间，并非并驾齐驱，而“法”则是最根本的，但必须三者结合起来，相辅以用。由于三者各自性质不同，使用时也各有特点，“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势”则如同鱼离不开水般，君主一刻也不能离开，只有牢牢地巩固政权，才能推行其“法”和“术”。四是法家的理论特征明显，比如自然天道观的理论基础，法制的公平原则和统一标准，人性中的重利主义，客观的势治主义对人治主义的否定、氏族统治方式的余绪、自上而下的论政方式及专制的经济观、急功近利的战时政策、学派晚出的理论综合性特征等等。再者，来评析韩非的“法治”思想。韩非的“法治”思想进步作用有：一是为中央集权提供了巨大的理论指导，为以后的儒法同治奠定了基础。二是用进化历史观来改革图治、变法图强。这也是当时社会最迫切的现实需要。三是“法不阿贵”，对于清除贵族特权，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出了重要贡献。四是韩非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思想。如韩非把社会现象同经济条件联系起来；继承了先秦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反对天命，主张天道自然思想等等。但韩非“法治”的思想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一是韩非的重刑思想与人民大众的忍受力之间的差距可能会引起人民大众激烈的反抗；二是韩非过分强调君主与大臣和贵族的对立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的互相倚重。三是韩非法治思想的急功近利性与统治阶级的长期统治期望不相吻合。可是，韩非的“法”治思想对今天仍具有巨大的借鉴意义。首先应加强对法的价值研究，使社会的立法和司法真正体现出正义的原则。其次是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的权力制衡机制，使正义的法律能够得到严格的执行，从而加快法治化的进程。也要大力开展法制教育，增强民众的法制观念和权利意识，它是法治建设必不可少的社会基础。当然，主要的是要“法与时移”，制定完备的法律体系。并且“上法不上贤”，执法必严，维护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