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大股东行为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焦点。在国内研究中，学者集中于关联交易等行为对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侵害，而关注大股东二级市场交易行为较少。2008、2011年，A股市场步入大级别的熊市调整，市场基本功能受到强烈挑战、投资者信心也随之跌入谷底。这两个时段中，政府相关部门都采取了积极措施，先后共有300多家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和高管短时间、密集发布增持公告。由于两次增持事件发生的特殊性、A股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和事件本身给市场带来的积极意义，使控股股东增持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本文首先介绍这两次事件的背景及相关政策。在文献综述和相关理论中，介绍了国外关于内部人交易及市场收益的相关研究；并在回购相关研究的框架下，分析了增持效应的信号理论，还从价值低估、现金流假说来分析了影响控股股东增持行为的因素。在实证研究中，我们对2008年8月“六十三条”修改颁布到2012年2月初之间选取221家被控股股东增持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利用事件研究法发现在增持公告的短期时间窗内表现出正的异常收益，三日公告效应之和是2.41%。增持公告前，样本公司的累积异常收益为负，而在事件发生之后，公司股票的平均累积异常收益很快变为正，并且有很强的持续性。同时，为了研究控股股东的性质对公告公司异常收益的影响，我们以最终控制人性质把公司分为国有和非国有公司；发现在公告窗内，国有上市公司的累积异常收益要远远大于非国有上市公司，但出乎我们预料的是在（-20,20）窗口期中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平均异常累积收益率是为负的。在研究增持事件公告效应的影响因素时，我们发现公司股价的短期异常收益和低估值、盈利水平等没有明显的关系，但和控股股东的增持量、控股股东的性质呈正相关关系、和股价增持前期的累积异常收益呈反向关系。上述研究表明，这两次增持潮中，市场可能更加关心增持事件本身的影响，而不是公司的基本财务情况。最后我们利用现金流假说和价值低估假说的理论，运用财务指标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影响股东增持的因素，发现控股股东增持可能是大股东在一定政治目的下，并考虑公司自身的一些财务情况采取的行动。控股股东增持的市场反应和行为研究为新兴市场中大股东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同时，对投资者、管理层和控股股东自身运作也是一种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