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云南省大理州湾桥镇古生村为田野点,主要讲述自2017年4月以来,洱海治污政策进入到沿洱海周边社区以后对当地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当地人在生产生活等方面进行的调适过程。洱海治污作为“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大理州政府坚决不以牺牲环境作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代价,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来治理洱海。本文以时间为主线,历时性地呈现出沿洱海周边社区的村民因国家在不同时期的需求所作出的调整,以古生村为缩影,沿洱海的村民与洱海之间正产生着由“合”至“分”的动态变迁。近年来,渔业、农业和旅游业曾逐一替代地在不同时间阶段成为当地社区的最主要生计方式,但因当下洱海治污政策的推行全部戛然而止。洱海治污政策对当地人造成生产和生活两方面的影响:涉及生产层面的政策包括农田流转和旅游停业,当地人的生计方式因此被迫中断,家庭中的男丁不得不外出到城市打工,妇女和老人在村子内依靠他人获得新的收入方式;在生活层面上,因洱海治污需求而起的更改饮用水源地和停建、拆除村内房屋等政策,使村民在生计方式脱离洱海之后,在心理层面上也逐步与洱海产生距离。为了应对饮水问题,当地村民自发形成互助组织,到苍山脚下运水;村内房屋停建、拆迁的政策致使当地传统的婚姻方式和养老体系受到影响,“不招不嫁”的婚姻形式开始盛行。通过对洱海治污事件的描述可以看出,当地政府的着力点虽在治理洱海水生态环境上,但忽视了在地村民的主观意愿和实际需求,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很有可能带来更加尖锐的问题;村民在适应新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因对社区内部有限资源的争夺而产生的多种矛盾;以及因为居住方式的改变而在家庭内部产生代沟和分离。在生计选择和生存逻辑被打乱之后,当地村民自发且无意识地联结成为一个整体,在应对现实情况的压力下以互助的形式调适自己的生存策略,并借以争取与政府“自下而上”对话和博弈的参与途径。本文认为,国家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不可忽视当地人的主观意愿和当地的民间知识,自上而下的社区管理将会对当地社区秩序和家庭结构造成影响。以自然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并不可取,但以当地传统文化作为牺牲的环境保护也绝非是明智的选择。国家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应充分重视当地人与政策间的适应性问题,同时对政策执行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充分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