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1392-1910)素称礼仪之邦,朝鲜时代的礼书卷帙浩繁、礼家前赴后继,与中国礼学范式不同之处在于,朝鲜王朝的整个国家机构与政治体制都建立在礼学的基础之上,不仅朝鲜王室的礼仪制度借助《家礼》得以完善,而且地方社会秩序的维持也得益于民众对《家礼》的遵奉,可以说礼学是构建与主导朝鲜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同时要看到的是,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对中国礼教积极效仿,在政治与文化认同层面上也有其自身的态度。本文以为,礼学建构下的朝鲜王朝对华认同观可以从对中国与对自身认知两方面的情感角度来结合考察。　　一方面,从朝鲜对中国的认知态度考量,朝鲜遵明制、着明衣,对明代政权有着天然的服膺,但明清易代后,朝鲜在“中国中心主义”的概念上主观地将“中华”与“满清”两者分离开来。在政治上依旧认同前明制度,视满清为“蛮貊之邦”,在文化上独守先王法服,对清国文化不无鄙夷,这其中不乏有遵奉正统的高傲正义感,但又存在着对满清政权合法性的偏见。透过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朝鲜燕行使者在中国的实地经历与感受,不难发现文化与政治认同之间并非包含、并列而是动态递进、相互作用的关系,政治归属的渐行渐远加深了朝鲜在文化上对胡风满俗的偏见,而文化上的失落又助推了他们对满清蛮貊政治的鄙夷。更进一步地说,通过对《燕行录》的考察,可以看到在彼此的对望中,朝鲜对满清的文化与政治认同感在逐步递嬗。　　另一方面,从朝鲜自身角度来考量,《家礼》朝鲜化的进路又是反映朝鲜自身政治、文化体系构建并逐步完善以即朝鲜从“认同”走向“自我”的过程。透过《家礼》在朝鲜五百余年的传播史,不仅可以从文化角度阐释朝鲜礼学范式沿革与“声教”异变的进程,厘清朝鲜不同时期家礼之“通论”、“诸先生礼说”、“问答”、“补苴”、“常变”、“祝辞”、“礼式”、“家范”等书写形式的形成与特点,也可以从朝鲜前期国法体系的建构、朝鲜中期国法与家礼的分离、朝鲜后期法典的修订与士礼的多元性等三个方面考察朝鲜家礼与国法之间的关系,藉此以说明《家礼》在朝鲜自身政治、法律体系的构建进程。　　本文透过礼学宰制下“他者”与“自我”间的对望和检视,借以勾绘李氏朝鲜的政治与文化认同在递嬗过程的复杂轮廓,以此为东亚政治与儒教文明的交流研究提供一个抛砖引玉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