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述先是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即开始活跃于国际学术舞台。其学风严谨、气质深沉，文化生活空间跨度大，论著思辨性强，在海内外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力。目前学术界对刘述先学术思想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其中，他对宗教的看法，在当代新儒家学者当中是比较独特的，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终极关怀”思想是理解和把握刘述先宗教观的核心思想。他这一核心思想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多重选择的过程。故我们在第一章中分四个部分来说明他是如何确立并深化认识这一思想的。而“终极关怀”思想的渊源无疑是直接来源于宗教哲学家蒂里希的思想，这是本文第二章的重点。而刘述先之所以吸纳蒂里希“终极关怀”思想，其主要目的在于关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但是，刘述先对蒂里希“终极关怀”的思想亦有所改进，这种改进使儒家所看重的“内在超越性”得以凸显出来，从而为东西文明的对话交流搭建了一个平台，使西方学者明白：就形上学来看，儒家的这种“内在超越”形态，更符合未来哲学发展的趋势。再就他的“终极关怀”建构的理论层次来看，也不是平面的单一维度，而是一个立体的多维度结构。“功能宇宙观”是对传统“实体宇宙观”的推进；“理一分殊”是对“终极关怀”之方法论与形上学的支撑；“两行之理”则是回答“内在超越”何以可能的问题。当然，就“终极关怀”所引发出来的儒学宗教性以及对儒学未来发展的影响也是一系列的问题。下面分述各章节的主要内容：第一章主要考察了刘述先宗教观的发展和形成过程。本章认为，刘述先宗教观的发展和形成分为四个阶段：家庭教育阶段，台湾求学教书阶段，美国留学教书阶段，回香港执教与国际交流阶段。在家庭教育中接受了其父对他的哲学启发以及对佛教的感性认识。在台湾求学教书主要接受了卡西勒符号形式哲学宗教观，认为这是其整体宗教观形成的开始，包含有：符号形式哲学视域下的宗教观，世界各种文化的宗教判定，对宗教的价值评判等等。在美国留学教书阶段，标志着他“终极关怀”单一宗教观的形成。从这一宗教观的形成开始，刘述先从基督教的上帝、人、基督、恩宠、教会等方面出发，来比较儒家与其之间的差异性，并认为现代基督教文化的发展有向儒家这种文化靠近的趋势。回香港执教与国际交流阶段，表现了对“终极关怀”宗教观理解的深化，体现在对“超越”、“内在”等问题的认识上面，并在后期进一步启发中国传统“理一分殊”的哲思，反馈于世界哲学。第二章主要考察了刘述先宗教观的理论渊源。本章认为刘述先的宗教观源于蒂里希的“终极关怀”宗教观。从其早年在美国留学与西方宗教神学开始接触，到对蒂里希思想的接纳，是一系列过程。这种接纳体现为他接受了蒂里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而修改了其解决问题的方式，并进一步表述于刘述先对自己儒学“终极关怀”的确立过程。并就蒂里希“终极关怀”思想的本义，进行了考察。最后，文章根据刘述先对蒂里希“终极关怀”的引申和阐发，认为刘述先通过“格义”法将儒家的心性论、生命儒学、自诚而明来与蒂里希“终极关怀”思想中所包含的谢林的唯心主义、存在主义、因信称义等思想因子相互匹配。第三章主要考察了刘述先宗教观的理论建构。本章分为三个部分来考察他的宗教观：首先，刘述先在认同蒂里希宗教观的基础之上对“终极关怀”亦有改进，把“超越的信仰与祈向”作为对宗教的判断标准。就他这一判断标准的内涵，文章着重分析了“超越”与“信仰”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来解构出他这一判断标准与他宗教观之间的关联性，分析得出他的这一判断标准主要是针对儒学“内在超越”的特点来建构的，以期达到中西对话的目的。然后，我们分析了刘述先宗教观的另一项内容：宗教信仰之于世界伦理的建构，以说明他认为宗教信仰与世界和平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认为各文化之间的差异的结果不是冲突，而是以和谐、融合为指向，而在这一东西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中国儒家的“内在超越”和“理一分殊”的思想，可以为世界伦理的建构，做出资源上的贡献。最后，重点分析了形上学与终极关怀的问题。认为在刘述先的话语中，形上学就是对超越的信仰与祈向，而终极关怀，就是这种超越的信仰与祈向的具体化。所以，先讨论形上学的发端及其在西方哲学史中的发展与演变的情况；接着区分了中国的境界形上学与西方实有形上学这两种形态不同的形上学进路，并在对西方实有形上学进路给予了理论上的批判基础上，建立起了意义（或境界）哲学的这种形上学的理论进路；进而认为儒家心性之学具有宗教蕴涵，含有超越性的精神意涵，对进一步加深理解意义哲学建构的理论基础具有启迪。本章还尝试分析了“超越的体验”与“理一分殊”之于形上学方法上的建构意义。最后区分了终极关怀的几种类型，以及分析出儒家作为一种终极关怀所包含的内在超越性的品质。在本章小结部分，剖析了刘述先“内在超越”与“境界形上学”的思想的承接及其学者对“内在超越”的反思，指出无论“内在超越”也好，境界形上学也罢，其背后的推动力，仍然是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如果没有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中国学者也不会发展出这些概念来与西方文化对峙，以求突出自身文化的特点。这种交流与对话以后仍将持续下去，学界仍可在这些方面继续探索。第四章考察了刘述先宗教观的理论层次。本章认为，刘述先的意义（或意境）哲学理念源于卡西勒符号形式哲学对其的启发。他剔除了实体宇宙论的理念，而吸纳了卡西勒功能宇宙论的理念，发展出了境界形上学理念。由功能统一性的理念出发，认为宗教是特殊性的事物，而宗教性却是具有普遍性的事物。在刘述先的宗教观中，“功能统一”与“理一分殊”似乎是互相证成的。一个是宇宙观，一个是方法论，同时“理一分殊”兼具形上学，方法论与宇宙论的内涵。在此章中我们着重阐发了“理一分殊”的形上学意味。而所以在这一章中又加入了“两行之理”的内容，是为了和上一章相呼应，因为“两行之理”实质上是证成“内在超越”何以可能的问题。因而在这方面着重分析了儒释道三家所隐含的“内在超越”思想。通过此章，我们把刘述先宗教观的整体结构充分的展示出来：功能统一、境界形上学、终极关怀、内在超越这几个方面，环环相扣，步步推进。刘述先宗教观的落脚点在“内在超越”证成上，“功能统一”、“境界形上学”或“意境哲学”两翼齐飞，“终极关怀”是神髓的感通法，“理一分殊”为方法论上的指导原则，又是把这几个方面串起来的“线”。第五章考察了宗教之“终极关怀”视角下的儒学宗教性之贞定。本章认为，现代新儒家对宗教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第一代现代新儒家受五四启蒙思想的影响，对儒学与宗教的关系持保留意见；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积极回应西方价值观冲击，开始发掘儒家的宗教超越性思想；而第三代现代新儒家与西方文化的对话更加积极主动和广泛，交涉面不断深入和加强，并带有多元文化融合的普世化思想情节。在对儒学宗教观的本质探讨中，指出学界大致有三次关于儒学宗教性问题的讨论，分别发生在晚明、清末、文革以后，由利玛窦、康有为、文革任继愈发端。现在仍在进行的是关于任继愈先生的“儒教是教说”的争论，形成了四种观点：1、儒教是宗教；2、儒学非宗教；3、折衷论，即认为儒学部分是部分不是，或者说是一种特殊宗教。4、建言论，即对儒教是否宗教的其他补充意见；并强调儒学宗教性争论其分歧背后的根源在于对儒学认识和对宗教认识的双向标准的难以磨合。基于以上论述，本章最后考察了刘述先论儒学的宗教意涵以及在“终极关怀”视域下的儒学宗教性及其现代意义与价值，并得出以下结论：刘述先以为儒家有关“超越”的认识是具有宗教性的，但儒学不能等同于宗教。第六章对刘述先宗教观进行了反思。首先，文章认为在“终极关怀”视域下刘述先对儒家心性论之“超越”思想的发掘，固然有其肯定生命价值的积极意义，但是超越的理想很容易脱离现实，让人沉醉到玄学的冥想中去，造成对现实社会和人事的隔离。心性之学的缺点是对形而下关注不够，缺少对事功的价值呈现，使得大众对其认可度不够，进而缺少大众参与，沦为少数专业人士的学术活动，不易于儒学的普及发展。其次，南开大学学者陈建洪对刘述先儒学宗教性的看法有所质疑，刘述先也给予了回应，双方对一些问题有所争议，而笔者则以第三方的视角予问题以澄清。再次，就刘述先将“文化”与“宗教”混同的这一现象，提出了一些看法。最后，笔者就儒学宗教性讨论的未来发展状况，提出了一些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