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明代会元别集为研究对象,乃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从学理言,研究文学的内部本体与外部影响时,要做到较好的结合,需要找到一些恰如其分的中介环节。传统的“知人论世”之法不失为一种良方,但是在现代学术过于精细的分工体系下,它往往被割裂为历史和文本两大块,体现于大多数文学史著述之中,便是以时代背景、作家生平、作品成就(内容和形式)为线索的三段论或四段论式的叙述框架和模式。我们关注会元别集,就是寻求文学研究内、外部沟通的一种尝试。会元功名联系着科举、政治、社会、文化等外部维度,而别集中的丰富文本又正是文学研究的内在核心,会元别集无疑是一个不错的中介环节。其二,从现状言,对明代科举和文学的研究都有待于深化。以往对制度和与现代文学观念更为切合的文体的倾斜,是无可厚非的,但不应止于此。科举群体作为科举和文学的双重主体,理应受到重视；别集所体现的“文学”或“文章之学”是一个既不囿于今之狭隘,又不过于宽泛无界的概念,适得其中。本文凡五章,分别对明代的会元群体、会元别集的版本、别集中的文体、八股文风与会元别集之关系、会元身份与其书写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和分析。第一章在梳理唐、宋科举史实的基础上,说明明代科举的基本特点及会元科名的特殊性,对明代87位会元的生平、科第信息逐一考索并分析。明代多级别、连续性的考试层级体系与单一化、程式化的考试内容、评价标准,令会元等高端科名群体稀缺难得,地位清贵,是国家主流思想文化的代表精英,但又不免存在思想偏于正统、知识结构略显单一的缺失。作为最能代表科举水平的功名群体,会元的确体现了科举选才育才的功能。第二章详细考订了87位明代会元的别集版本情况。其中有集存世者49人,有集见于著录而不存者17人,无集可考者21人,可见,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会元曾有诗文结集。这一状况说明,社会精英群体仍以传统诗文体式作为文字之业的主要载体。在阶段性方面,明中期社会稳定,此期会元别集存世较多,质量较高,名家辈出；明前期和晚期由于战乱和社会变动之因,会元别集存世稍少。对存世会元别集的版本,我们逐一进行了考证和清理,大致而言,其编订者多为作者之友生,其刊刻者多为其后人后学或乡宦闻人。第三章从文体的角度重点考察了39位会元的别集。其特点是：1、以实际功用和形式体制来写作和划分文体,是会元创作的主导思维。公用性和纪事性文类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而吟咏性情的诗歌虽数量庞大,但质量平平,就中近体之作多达八成,七律又一枝独秀。近体起承转合的结构和“便于人事”的功能,正契合了惯于八股思维的科场精英之心理定势和乐于文酒酬酢的官场显宦之现实需要。2、科举类文章在会元别集中数量虽不多,但类别甚广,结撰上可为典式。尤其是策文,是分量最重的考试文体,充分体现了会元的经济之学。第四章着力探讨会元别集中的古文写作与时文风尚之关系。传统古文在明代可视作理学的人格化、社会化、日用化文本,而考试所用之八股时文则是理学的国家化、考试化、程式化文本。两者在精神根基上具有趋同性,在表现、作法、功能上具有互异性,在发展演变上具有一定的同步性,在写作实践方面则具有互渗性和分层性,这些特点在会元别集中表现尤为突出。王鏊和唐顺之在古文和时文两界都代表着主流统系,《震泽集》中之文既不离台阁正统,又不乏融通,故能雄伟杰特,与其对时文的双重超越方向一致；《荆川集》则典型地体现了正嘉作者将古文与时文互渗互益的努力。隆万以后,明代古文与时文的变化更为多样而剧烈,会元在其中的典型性不如此前,这是“文统在下”的表征。第五章从举业与宦业相关联的角度,寻绎会元别集所体现的主体身份。首先,详细探讨了前人甚少注意的翰林馆课和经筵讲章两类职业性文字的特点。对会元的非职业性写作,则以明中期(弘治间)为界分为两段加以阐释。此前,会元表现出居于政治和文化主流地位的态势,身为馆阁大手笔的吴宽是杰出的代表；此后,会元则表现出徘徊、依违于时代风潮的应和态势。此一反映于别集中的会元身份之差异,是明代正统文化随时应变的绝好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