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相较于以往而言,不确定性因素在世界范围不断增加。近年来美国总统威胁退出WTO、中美之间爆发贸易战等重大事件的发生代表着逆全球化浪潮持续升温,这也导致我国贸易政策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同时由于我国外贸增长表现出疲软的现象,这其中虽然有我国内部因素的作用,但是外部因素对我国外贸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因此本文主要探究我国所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对出口产品多样化产生何种影响。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引入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因子的模型来探讨我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会对出口产品多样性产生影响。并且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也对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进一步进行实证检验。在实证分析中通过在拓展的引力模型中纳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这一变量,并采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HS1992六分位的出口贸易数据计算出的衡量出口产品多样性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以及Huang和Luk(2018)测算出的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运用最小二乘估计法、固定效应模型以及泊松伪极大似然估计法等计量方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探究我国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产品多样性的影响。并且依据贸易伙伴国经济发展水平,将总体样本划分为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两个子样本,并对其分别进行回归分析,进一步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会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对出口产品多样性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1)在构建的异质性企业模型中加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因子推导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对我国的出口产品多样性具有抑制作用。这是由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使出口临界生产率提高,当企业自身的生产率低于出口临界生产率会导致企业出口无法获利,甚至亏损。此时出口企业则会选择停止出口,进而影响我国出口产品多样性水平。(2)采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我国与20个主要的贸易伙伴的HS1992六分位贸易数据计算出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来衡量我国的出口产品多样化水平,发现我国总体出口产品多样性水平在2000—2018年处于小幅下降的态势。而在国家层面的测算结果显示,我国对于大部分国家的出口多样性水平比较稳定,但对于希腊、韩国、荷兰、马来西亚、挪威、法国、菲律宾、美国、新加坡这九个国家的出口产品多样性具有较为明显的波动。(3)实证分析验证了理论模型推导出来的结论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会导致我国出口多样化水平的下降。通过对实证构建的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分析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我国的出口产品多样水平之间存在着负面效益。同时通过分样本回归结果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于我国对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出口产品多样性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的出口产品多样性的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更为敏感。本文将本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纳入影响出口产品多样性的考察范围内,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多样性关系的认识,同时也为政府、企业等国际贸易参与主体提供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