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小说通过对各种类型知识分子思想言行的描绘,从而揭露和抨击了封建末世的黑暗和弊端。鲁迅认为此书思想内容“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是中国讽刺小说的绝响。《儒林外史》的英译除了陆续出现的几个对其某一章节的节选的译本之外,目前只有一个全译本,由杨宪益夫妇所译,而今所有的有关《儒林外史》英译的研究基本都集中于此译本。学术界对该译本的研究越来越多,大部分都是以此译本为中心,从语言学、文化、翻译策略等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但以译者为中心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却鲜有人涉足。目前只有中南大学朱思娟《从译者主体性看汉译英中的显与隐——杨宪益译<儒林外史>个案分析》一文探讨了杨氏夫妇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鉴于现阶段对《儒林外史》英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不足,本文拟从阐释学理论下的斯坦纳翻译四步骤的角度,对比分析杨氏夫妇的译本和张心沧的节选译本中的译者主体性的不同体现,以对现有研究进行补充。阐释学是一种理解和阐释文本意义的理论,其中心在于基于理解和阐释来转换原文,这与翻译活动的特点非常一致。在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任务同样是在理解的基础上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因此,乔治·斯坦纳将阐释学直接运用于翻译,认为翻译就是译者的理解过程,分为四个步骤: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在此过程中,译者由于主客观因素造成对文本的不同理解,进而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导致译文存在差异。本文以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为理论指导,对比《儒林外史》杨宪益夫妇和张心沧的两个译本,来探讨译者主体性在两个译本中的体现。根据斯坦纳翻译四步骤,第一步,信任,对比分析杨宪益夫妇和张心沧的翻译目的和语言能力,探讨译者对文本的信任;第二步,侵入,对比分析两个译者不同的写作风格和文化意识,探讨译者对原文本进行的不同程度的侵入;第三步,吸收,对比分析两译者对再现原文形式和意义所采用的不同的翻译策略和句式,探讨译者各自对原文本的吸收;第四步,补偿,对比分析两译者运用的不同的添加和注释方式,探讨译者对原文的补偿。对比发现,杨宪益夫妇偏爱采用短句,句式相对简单,其译文中高频率地使用常用的、短小的词,较少使用形容词和副词做修饰语,不对原文深层含义作过多的补充。他们在翻译时尽量使用直译的方式,语言简单易懂,以便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而张心沧的翻译旨在表达他对于原作的全部理解,尽力再现原作中人物的语调和内心想法。因此张心沧在翻译时多使用意译的方式,尽量更多地保留中国文化因素。他倾向于采用长句,句式相对复杂,修饰语使用较多,多用较长的词和不常用的词,在表达上添加了更多表示人物想法的词,更直接地体现人物情感。译者的写作风格、文化意识、所处环境、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目的都对译者选择翻译策略有所影响,由此看来,译者主体性贯穿于译者的整个翻译过程并对翻译起着决定作用。阐释学强调“理解即翻译”,文学作品的意义是无限的,每个译者对它的理解和阐释都是部分的,不同译者对同一文本的翻译可以使译者和读者对原作的理解不断深入,对原作的意义起到一定的完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