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是近代社会转型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近代中国政党则是中西冲突的产物,是政治思潮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民初的政党政治探索的失败,也使得原本致力于议会政党的国民党改变自身的政党思路,开始了新的政党管理模式的探索。恰在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震惊世界,自然也引起了已经改组数次的并已经更名为中国国民党的注意,一个“以俄为师”的改组开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不是伴随着中国国民党(含前身)同时产生的,而是应中国国民党不断革命和党务实践之需而产生的。中国国民党对这个部门是给予很高的期望的,希望其设立能为国民党的革命事业做出贡献。不可否认,成立之初的中央宣传部借助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春风,确实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宣传革命、动员群众上,成绩斐然。然而,这个部门自设立之初,在管理和制度上就是带着缺陷和诸多隐患的。这些缺陷和隐患在后来的部门运转中,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反而愈演愈烈,成为后期宣传部运作失灵、部务不畅,进而影响整个国民党宣传效果,成为导致国民党宣传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管理和制度上的缺陷,主要体现在宣传部门部长人员的选任和规范上,相关的宣传管理和人才培养控制也是这个部门前后期宣传反差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将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组织作为单个职能部门个体进行研究。通过梳理资料发现了这样一个基本的现象:大而全的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与具体化下的中国国民党职能部门研究的脱节。之前的学者大多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国民党党史或是以细微具体化的事件反映一个大的中国国民党党政文化,较少的从一个职能部门的组织视角去审视整个政党的组织框架。总体上的制度史研究里对国民党职能部门涉及多包含在国民政府体制政制、民国政制的研究中。80年代后开始有对国民党政权的一些重要机构的研究,但多为政府行政立法机构或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研究,没有具体化的中央党部下属职能部门研究专著。90年代后,开始有从一个小的事件探究当时整个中国国民党政治文化、政权组成的论著,但少有具体细微化地探究一个国民党职能部门的论述。从一个政党职能部门与整个政党组织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入手,对一个组织的机构设置、人员管理的层面评估,是之前关注较少的领域,因而可以认为本文试图在研究对象上做出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