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有福利成本吗?什么意义上的成本才被称之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逻辑起点或研究视角如何?其理论上的计算方式如何确定?其计量方法又如何实现?基于中国的经验证据的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又怎样定量?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是本文要研究的全部内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指面对通货膨胀,经济个体被迫改变持有货币的经济行为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因此,要解决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问题,就必需首先要回答诸如人们为什么会喜欢持有货币,货币为什么会具有价值,特别是法定货币——由政府发行的、边际生产成本为零、本身毫无价值的货币符号为什么具有价值,货币价值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这一系列货币现象的基本问题。这样就必然要对货币需求理论中的货币功能观,尤其是货币功能观的演进进行梳理与评析。通过对传统货币需求理论中的货币与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中的货币,从宏观到微观的梳理,就可以确定一条货币功能观的演进路径,沿着这条路径,可以建立从传统货币需求理论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局部均衡估计,到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一般均衡估计的理论框架与计量方法,这就是本文研究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逻辑主线,再根据中国的现实约束条件,就可以展开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问题的实证研究了。实证研究中,本文采用季度数据,分析时期从1992年第一季度至2006年第四季度,样本数据长度为60。根据本文的估计,在一般标准模型估计下,平均而言,得到中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约为GDP的5.5%。在两个主要的中国现实约束条件下,得到以下两个结论:①考虑了存款性货币因素后的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约为GDP的18.7%;②考虑经济个体非同质化后的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和没有考虑非同质化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这二者之间几乎是没有什么差别的。相应的,本文也考察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反面——降低通货膨胀的代价,得出通货膨胀率每降低1%,每年的产出损失率约为GDP的0.31%。根据本文的研究逻辑主线,全文共分十章。第一章绪论,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逻辑思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创新与不足。第二章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现状的文献综述。根据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定义,结合传统货币需求理论和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需求理论,分别列出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理论上的测度定义。围绕这一理论上的测度定义,在传统货币需求理论下,综述了Bailey(1956)、Marty(1967)、Barro(1972)、Mussa(1977)、Tower(1971)等学者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局部均衡估计的计量研究。随着货币理论研究从宏观转向微观,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估计也转向到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下的一般均衡估计,结合不同的货币微观模型,综述了Leach(1983)、Cooley & Hansen(1989)、Dotsey & Ireland(1994)、Eckstein & Leiderman(1992)、Luca(s1994,2000)、Chadha & Haldane & Janssen(1998)、Wolman(1997)、Bakhshi & Martin & Yates(2002)、Lagos & Wright(2005)、Craig & Rocheteau(2006)等学者的计量研究。最后,也对国内在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一些研究作了总结。第三章对传统货币需求理论和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中的货币进行梳理与评述。传统货币需求理论围绕货币具有交易媒介、价值贮藏和计量单位这三种功能,研究了人们的货币需求和货币的价值所在。在古典货币数量论看来,货币的功能仅仅是便利交易的媒介,是依附于实际经济的“一层面纱”。但在凯恩斯及凯恩斯主义看来,货币不仅具有与交易动机相关的媒介功能,而且货币本身就是一种资产,故具有反映在投机动机之中的价值贮藏功能。就现代货币数量论而言,佛里德曼依然把货币看作是“购买力的暂时栖息所”,具有价值贮藏的资产功能。传统货币需求理论都承认货币的出现便利了交易,人们使用和需要这种交易手段是自动选择的结果,货币的价值可以从“间接选择性耦合”取代“双向直接耦合”带来的交易费用降低获得很好的解释。然而,法定货币——由政府发行的、边际生产成本为零、本身并没有内在价值、理论价格为零的货币符号为什么又会具有“正价值”呢?作为资产的货币的价值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这就引发了著名的“哈恩难题”(Hahn’s Problem)。为解决这一难题,就又要再次对什么是货币、货币的性质、货币的正价值等问题进行深入的再研究,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就从一个新的视角给出适当的解释。面对“哈恩难题”,经济学界就如何将货币作用引入一般均衡模型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其中世代交替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OG),货币效用模型(Money-In-The-Utility Function Model,MIU),现金约束模型(Cash-In-Advance Model,CIA)和交易成本模型(Transaction Costs Model,TC)这四类模型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世代交替模型从货币的价值贮藏功能出发,论证了货币存在的微观基础,但它并没有揭示出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特性,因此货币在世代交替模型中的存在并非必要条件。随后的货币效用模型和现金约束模型都能够通过假设巧妙地将货币纳入到一般均衡体系中,并且能得出正的货币需求,有很强的实用性,但在描述实际经济中显得较为主观。寻介模型中的货币效用是从实际交易过程中抽象得到,有很强的现实性,但由于现实世界的纷繁复杂,也决定了这种方法在现阶段缺乏实际应用的价值。虽然交易时间模型在确定消费时间方面也有较强的主观性,但相比之下,它有很好的微观基础,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因此,在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分析中,将重点以交易时间模型展开分析和估计。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围绕人们为什么会喜欢持有货币,货币为什么会具有正价值,将货币纳入一般均衡体系,从个体效用最优化出发来推演总量现象,从微观的崭新视角对货币现象的基本问题给出了更加符合逻辑的回答。沿着已梳理好的货币需求理论,就可以分别从传统货币需求理论和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出发,从各自对货币的理解来解决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方面的有关问题了。第四章分别从传统的宏观货币理论和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确定研究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理论框架与计量模型。在传统的宏观货币理论中,根据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定义,Bailey等人对货币需求运用消费者剩余分析,认为通货膨胀就像是对货币征税,那么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位于货币需求曲线下方、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曲线上方之间的面积,只不过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为零而已,因此,在传统的宏观货币理论中,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货币需求曲线下方区域的面积。由于传统的宏观货币理论缺乏微观基础,这样就使得运用消费者剩余分析出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也仅仅是一个笼统的总量概念,它在衡量个体效用损失与总体福利成本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而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特别是货币效用模型,假设货币能直接带来效用,直观地把由于较高通货膨胀率所引致的货币持有额下降与个体福利成本紧密地联系起来,这完全符合经济学理论关于理性经济个体最大化选择行为的假定。因此,结合具有微观基础的货币模型,Lucas(1994,2000)提出“补偿改变理论”(Compensating Variation):经济个体为了生活在一个有更低(或者更高)的持续通货膨胀环境下,人们愿意失去多少收入损失(或者得到多少收入补偿),这种对收入改变的测度就是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测度。由此可见,不论是传统的宏观货币理论,还是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计量,其中心思想都可以表述为是对经济个体失去的效用的一种实际货币的补偿成本。由于通货膨胀的程度通常采用通货膨胀率来衡量,那么,又是否存在一个最优的通货膨胀率,能使经济个体在均衡时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达到最小,从而实现福利最大化呢?Bailey(1956)和Friedman(1969)提出,社会制造货币的边际成本与私人持有货币的边际成本相等时,就会实现社会资源的“帕累托最优”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即私人持有货币的边际成本等于零,也就说要让名义利率为零,这就是著名的弗里德曼法则(Friedman Rule),所以,最优通货膨胀率事实上就是一个通货紧缩率,大致等于资本的真实利率。第五章解决了考察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所要涉及到的诸如数据时期的选择、数据类型的选取、变量的选取与数据处理等问题,为下面章节借用这些数据进行计量研究打下基础。根据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理论模型,结合本文要重点研究的在传统货币需求理论下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局部均衡估计模型,以及结合货币效用模型、交易时间模型和考虑中国现实约束条件后要采用到的广义交易时间模型的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一般均衡估计模型,根据中国的经济数据的特点,本文选择的分析时期为1992年第一季度至2006年第四季度,数据类型采用季度型数据,样本数据长度为60,变量有名义利率r、名义货币余额M1和M2、名义GDP、以1985年为不变价的实际GDP、季度同比CPI、以1985为100的定基季度CPI等等,变量的季节波动由最新的X-12进行季度调整。第六章根据已确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理论框架,结合传统货币需求理论,考察了局部均衡下的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根据第五章确定的中国经济数据,采用了Bailey等的消费者剩余分析,首先考察了在Lucas货币需求图表下的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在受到Lucas货币需求图表的启发后,重点分析了中国货币需求与利率的长期协整关系,并进而得出了在中国货币需求关系下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局部均衡估计,约为GDP的5.4%。第七章结合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考察了一般均衡下的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重点结合两个微观货币模型——货币效用模型和交易时间模型,利用补偿改变理论,得出利用货币效用模型的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一般均衡估计为6.2%,比局部均衡的估计要略为高一些,而利用交易时间模型得出的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一般均衡估计为5%,比用货币效用模型的一般均衡估计和局部均衡估计都要低一些。第八章在用描述统计分析出中国的现实约束条件后,针对中国存款性货币在货币总量中的比重较大和城乡经济个体非同质化这两个主要的现实约束条件,对交易时间模型进行适当扩展,使之成为多货币类型、多经济个体的广义交易时间模型,并进一步讨论了在约束条件下的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一般均衡估计的理论分析框架和计量模型,得到以下两个结论:①考虑了存款性货币因素后的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约为GDP的18.7%;②考虑经济个体非同质化后的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和没有考虑非同质化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这二者之间几乎是没有什么差别的。第九章根据逻辑的惯性,从中国近期的历史数据本身出发,研究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反面——降低通货膨胀的代价,即中国产出损失率问题,得出每降低一个百分点通货膨胀率,每年的产出损失率就约为GDP的0.31%。第十章,总结与展望。分别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和降低通货膨胀的代价作了总结,并与其它国家的研究结果作了相应的横向比较,以便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问题有一个完整全面的认识。本文从效率损失,即福利成本的角度对通货膨胀问题进行理论分析与计量研究,这在国内以往的研究中是极少见的,并得到与其他国家横向比较,中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不算太高,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和通过适度从紧的经济政策来降低通货膨胀,从中获得的通货膨胀福利收益将会远大于产出损失,降低通货膨胀是得大于失的有关结论,这在实践上,为目前经济冷或热、通胀好还是通缩好的理论讨论中,补充给出一个在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方面的衡量标准。最后,也展望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三个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本文的主要创新点表现在:1、据所能查到的文献资料显示,国内以往对通货膨胀的研究大都是从财富再分配的角度来展开的,极少从效率损失,即福利成本的角度来研究通货膨胀问题,特别是对其的定量研究更是鲜见,而且现有的极少定量研究也多是从单一的模型入手,不全面也不成体系,也未能提出一种研究的脉络。本文则尝试提出这样一种研究视角:根据货币需求理论对货币从宏观到微观的认识,沿着货币功能观的演进路径,建立研究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逻辑主线,并沿着这条主线,进行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理论框架与计量方法的研究。在这样的研究视角下,本文也建立了从在传统货币需求理论下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局部均衡估计模型,到在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下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一般均衡估计模型,再到在约束条件下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估计模型,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2、尝试得出了在研究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方面必须要考虑的两个现实约束条件——中国存款性货币在货币总量中的比重和城乡经济个体的非同质化,得出了它们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约束特征:考虑存款性货币因素后的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约为GDP的18.7%;考虑经济个体非同质化因素后的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则和没有考虑非同质化因素时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约束条件的研究,这在目前的研究文献中还鲜见到。3、在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的实证分析上,进一步根据中国的现实约束条件,建立了适合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理论框架以及进行了基于中国经济数据的实证研究,并得到以下两个结论:与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横向相比较,中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不算太高,处于中等偏下水平;通过适度从紧的经济政策来降低通货膨胀,从中获得的通货膨胀福利收益将会远大于产出损失,降低通货膨胀是得大于失的。这就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与收益,横向分析了我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水平,也为目前经济冷或热、通胀好还是通缩好的理论讨论中,补充给出一个在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方面的衡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