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当代艺术作品为研究对象,从文化异域学的视角进行研究,表明文化异域学与艺术作品相互观照的各种可能性。在中国,“中国当代艺术”词指代1979年以后所创作的艺术作品,这一术语将在本文中被运用。在研究过程中,本文主要选用的例子有:王庆松的《思想者》（1998）、肖鲁与唐宋的《对话》（1989）、程丛林的《1968年x月x日雪》（1979）、袁运生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1979）、黄永砵的《中国绘画史与现代绘画史》（1987）、吴山专的《红幽默大字报》（1986）、谷文达的《碑林、唐诗后著》（2005）和《UnitedNations》（1993-2003）,以及徐冰的《天书》（1988）和《新英义书法》（1996）。此外,本文还涉及与研究范围相关的其他艺术作品。文化异域学,作为跨义化日耳曼语言学的重要支柱之一,进行推动与文化异我交往的“陌生性研究”,在教育领域力图促进培养多种语言和多样文化能力。其出发点在于,应该尊重所有的文化,不能出现对任何其他文化的压制,相反,应该保持对它们的承认与尊重。在跨文化日耳曼学的异域学里,“自我”和“陌异”的相遇是富有意义的相互促进的过程,可以进行具体的自我定位。此外,“陌生”被视为一种关系范畴和从某种立场出发进行阐释的结果。本文首先根据二者之间的丰富联系,阐释艺术,特别是中国当代艺术作为异域学研究对象的合理性以及研究的诸多可能性。比如,中国不同艺术家在其作品中所作展现的“杂糅”、“交流”以及“文化记忆”等创作主旨及其表现手法,都与异域性研究密切相关。艺术作品作为视觉媒介将这些内容生动地展现出来,通过多重视角和多种阐释的可能性开辟了异域性分析的潜力。研究表明,在跨文化日耳曼学异域学意义上,装置艺术在文化传播中起到尤其重要的作用,。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能够引起观看者的积极共鸣,通过他们的主观感知,作品被赋予特殊的意义。新的、与当今全球化社会类似的杂糅领域在这种创作生产中诞生。本论文通过介绍不同艺术家的艺术理论,特别是八十年代产生的艺术新概念表明,这种艺术体裁要求观赏者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主体。本文对徐冰的《天书》（1988）和《新英文书法》（1996）进行了重点研究。在这两部作品中,他将语言和文字设定为基本要素:在《天书》（1988）中,他创造了数千个类似于中国汉字的文字,而这些文字只是单纯的艺术创作,并无实际意义;在《新英文书法》（1996）中,艺术家则创造了一种专门的书写风格,让拉丁文字看上去像中国汉字。在这两部作品中,艺术家成功地将“陌生”变为能够被体验和被捕捉的概念,确定了自己的位置,促进了认知过程,从而开辟了新的理解的可能性。徐冰的艺术同时还帮助人们增加了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思考方式的了解。观赏者可以学着去尝试,由此获得新的体验和新的思维方式。他的艺术告诉我们:文化的界限并不一定像人们第一眼看上去的那样严重和不可逾越,相反,它们为新知识和新的互相理解提供了机会。因此,徐冰的作品是建立在中国艺术基础上的交往艺术。从而也表明了,文化的界限并不一定像人们第一眼看上去的那样严重和不可逾越,相反,它们为新知识和新的互相理解提供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