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白话小报《群强报》创办于1911年，转手给陆瘦郎之后，在北京销量极大，“日销也达五万份以上”，影响力也不小。《群强报》1913年由陆瘦郎接手，此时民国成立的第二年，袁世凯已然登上大总统的位置，各部门成立，各项政策颁布，国家似乎走上正轨。实际上，民国仍遭受列强欺压，各党派矛盾斗争，民国政府面临着重重危机。当上总统的袁世凯不满足现状，妄图开历史的倒车，种种行迹都表明其野心。《群强报》虽作为一份小报，对于新闻的时效性有着严格的要求，对于时事政治相关事件也会进行连续性的追踪报道。袁世凯与孙中山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袁世凯复辟帝制，是专制的代表，孙中山一生追求民主，是为民主的代表。《群强报》关于袁世凯与孙中山的时评影响着中下层群众，也反映着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本文对袁世凯复辟前后《群强报》关于袁世凯与孙中山的报道和时评进行梳理和分析，探讨《群强报》对于袁世凯复辟事件是如何呈现的，将袁世凯与孙中山这两位政治人物表现出怎样的情感色彩，探讨造成《群强报》踩孙捧袁的原因，文章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二章回顾了《群强报》创办的背景。《群强报》创办于1911年，彼时，清政府推行宪政，组织内阁。同盟会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孙中山仍乐观的认为革命会早日取得成功。先进分子革命的坚决和屡败屡战的顽强意志，预示着清政府灭亡的必然性。在革命的背景下，知识分子意识到白话文推广的重要性，中国的教育未普及，白话比文话可以更好地传播知识，宣传革命，白话文运动促使白话报纸涌现，白话报纸的出现更好地推进白话文运动，一大批白话报刊涌现，《群强报》即创办于如此背景。1913年《群强报》因经营不善转让给了陆泽，随着白话报纸的演变，陆泽顺时对报纸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虽然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总统，随着其称帝野心越来越膨胀，他对于新闻业进行管控也越来越严格，发布了很多条例来进行新闻管控，也在1913年年底颁布了《出版法》。在此监控下，全国尤其是北京地区的言论环境非常紧张，一不小心就会面临牢狱之灾甚至是丢掉性命。
　　第三章论述《群强报》的创刊宗旨以及栏目设置、作者群。《群强报》涉及的历史时段是1913年2月9日至1928年11月8日。《群强报》对于报纸价值的追求，不仅是从浅显入手，还注意白话报纸的价值追求，开通民智不仅在于扩充群众的知识，还在引导和提升受众的价值观。在栏目设置上与同时期其他报纸雷同，每个时期《群强报》栏目名称不同，内容不变。《群强报》主要报道了当时北洋政府的施政状态、官员变动、财政状况、北京当地人民生活状况，介绍益智文字。作者群多是满族旗人，白话大家。
　　第四章分析了在袁世凯复辟前后，《群强报》关于孙中山与袁世凯的相关时评，时间跨度是1913年至1916年。本章重点关注袁世凯复辟前后的一些行动中《群强报》的评论，如“宋教仁被刺”、“祭孔令发布”、“制定《中华民国约法》”等事件的评论，还有“国会选举”时期、“二次革命”时期对孙中山的评论，通过这些评论总结出《群强报》的政治认同以及对于袁世凯与孙中山个人形象的建构。对于这些事件的评论体现着《群强报》的价值取向和报刊旨趣。
　　第五章分析《群强报》对于袁世凯和孙中山这两位政治人物时评体现出的差异以及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将《群强报》与当时各大报刊对于孙中山与袁世凯的评价做出对比。普遍认知中，袁世凯是破坏革命，倒行逆施的复辟者，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驱，而《群强报》却把将袁世凯的媒介形象建构成“拯救国家的大总统”，将孙中山评价为破坏国家进步的负面人物，第五章主要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群强报》作为一份小报，受众是北京的中下层市民，《群强报》对政治性事件的报道，影响着也反映着中下层人民对当时政治环境的认知和对这两个政治人物的认同。
　　《群强报》是一份在北平出版的民间小报，其角色定位属平民报纸特点，可以了解到民国时期北京地区平民生活状况，其本身具有小报色彩，这份小报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北京中下层知识人对政治的观察，可以反映在《群强报》对孙中山和袁世凯的形象建构和政治认同。不同于其他大报，《群强报》对孙、袁两人的报道反映了普通知识人物对政治的观点。从《群强报》对于政治人物的时评可以映射到当下，《群强报》创办时文化背景是从“文话”到“白话”的过渡过程，报纸受众对象从精英知识分子向下转移，而当下新闻媒介受到网络技术发展的影响，人人都有发言权，新闻媒体也从“权威”向“亲民”过渡。不管是大众媒体还是自媒体，受众定位皆是普罗大众。因此研究《群强报》对于当下报纸也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