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棻和李渝，作为两个独立的作家，由于身份、背景、性别的差异导致了其文本在多个层面上的背离。首先，郭松棻(台湾本地族群出生的子弟)与李渝(随战乱从大陆迁台而来的外省族群的后代)，两人的文本书写都带着深刻的族群烙印。代表本省族群的郭松棻，其显现的集体记忆是日据末期动乱的台湾、日式教育下的台湾传统女性；而代表外省族群的李渝，其显现的集体记忆是辗转在中国内陆各地逃难的画面、来自中国内地各政要及其贵夫人形象。 其次，两位作家的战争记忆夹杂了“大稻埕”与“温州街”两个区域在台北城市历史发展当中所形成的特殊空间：一个是台湾本土商业与文艺发展的发源地，一个为迁移来台的文教人员与军政要员所形成的重要文化圈。 再次，族群的差异也影响了郭松棻和李渝两人在海外所面临的文化身份的差异。李渝所代表台湾外省籍留美人士，在异乡的生活中，必须面对三种文化身份的在场--“中国”、“美国”和“台湾”，其中，“美国”是物质文明发达的安乐乡，而所谓的“中国认同”在六十年代反共抗俄的时代气氛下，乃是一种对于想象中的“文化中国”的认同，而他们实际上成长的土地“台湾”则被视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而受到忽视；而郭松棻所代表的本省籍台湾人则面临更复杂的处境，大多数诞生于日据末期的他们，至少必须面临四种文化身份的在场--“美国”、“中国”、“日本”和“台湾”，其中，“日本”这一突出的“在场”作为他们成长过程中无法抹去的一个回忆，已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他们的身份建构。 郭松棻和李渝，虽出身自不同族群，但均成长于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现代主义时代，共同走过了国民党政府的大举迁台，“二二八事件”所带来的白色恐怖，台湾在联合国地位的丧失，钓鱼岛事件等等台湾历史。两人由相识到结合成为一对讨论文学的夫妻，也一起经历了人生的种种选择：两人的文学创作都从大学时代便已开始，却于七十年代因参与保钓运动而陷入搁置，其后郭松菜与李渝各自陷入对哲学与美术学的研究直至八十年代重回文学领域。在八十年代以后出产的作品中，小说家带领大家走过真实的地理空间，在历史现场来回穿梭，消逝的情怀，失落的情绪在不同文本里蔓延，记忆着亲人远去、空间消逝……可以说，正是在失忆的世纪里，在对历史碎片寻求和发现的过程中，通过铭记、镌刻过往的历史和事件来修复一个已然过去的历史场景，搭建一个想象中的王国；而两人的创作风格，也大致可以看出从早期强烈的现代主义文风向抒情传统的转变。这是郭松棻和李渝两人的同质性，也是我们将郭松棻和李渝的小说置于同一个研究平台上检视的原因。 以郭松棻和李渝作为整体来看，两人与台湾之间的关系无疑是值得关注的。他们是出生于台湾日据时代末期，成长于国民党高压控制氛围里的一代。一方面，在监控的恐怖中阅读着鲁迅、巴金等左翼作家作品，乃至马克思主义著作禁书；一方面却几乎无时差地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存在主义等六十年代反战思潮的启蒙。他们在台湾成长，始终心系台湾，却背上“匪”的名号，只能在域外默默生产。因此，郭松菜、李渝与台湾是既亲密又疏离的关系。 以郭松棻和李渝两人小说在台湾文学中的位置来看，八十年代前期，台湾依然处于戒严时代，郭松棻和李渝的小说以先行者的姿态参与了当时另类的台湾历史书写，以晦涩而又富含深意的文学做出了拯救历史危机的努力；而八十年代后期，台湾在政治变革、经济发展以及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中迎来了政治解严、文学解禁、众声喧哗的“多元时代”，郭松棻和李渝的小说，反而借由各种历史题材翻转文本，避重就轻般地直指九十年代以来台湾文学市场的浮躁与疲软。可以说，他们的创作与台湾文学也是一种即亲密又疏离的关系。 而以郭松棻和李渝小说形式表现来看，一方面是台湾文学传统的写实性与本土性；另一方面，又是文本中大量的内心独白，虚构与现实交织，寓言、反讽、隐喻的现代主义风情。 种种看似矛盾的关系凸显的其实正是文本的主体、书写的自由。文学是对现存生活模式的一种超越，更是人精神自救的一种方式，郭松棻和李渝以文学行动超越现存生活模式，坚持孤绝的事业，努力在创作过程与寻找救赎中赢得“彻底”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