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界对德富林道德的法律强制理论大多采取消极评价。本文以沃尔芬登报告为入口,以德富林与哈特的法理学论战为研究对象,阐明德富林理论的合理性,以及对当代社会现实的回应。通过梳理二者的观点并比较其异同之处,发现包括哈特在内的学者对德富林的误解极深。哈特将德富林的主张归结为“古典的论旨”,以为他是希望通过法律强制的方式使公民有道德。而德富林早就脱离了哈特所描述的那种困境,他从现代政治科学的角度去审视道德与法律,论证了法律强制道德的正当性所在。论战始于上世纪中叶。为保护公民道德上的自由选择,沃尔芬登报告在开篇提出了“非法律事务的领域”。它抛出一条原则性界限将“私德领域”与“公共领域”分开。对于这一点,德富林表示反对。他在肯定了报告的贡献后,指出法律不能脱离道德而获得其权威性和正当性。若与道德完全分离,法律将面临巨大损失。首先,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都涉及人的行为。其次,我们无法离开社会生活,任何行为都在这个共同体中发挥作用,不可能独立存在。而不同类型的社会拥有不同的公共道德,同时这也是维系社会紧密团结的关键。为了保护自身稳定,法律拥有强制公共道德的权力。如果预先划出保护“私德领域”的原则性界限,当社会想要维系其自身利益,利用法律强制这部分道德时将无所适从。而作为反对者哈特,没有意识到德富林道德法律强制理论的关键要素,反而将其视为家长主义、民粹主义的辩护者。最终这场论战虽以哈特的胜利而告终,但德富林的理论也不应被消极对待,他的核心意图总是正确的。而哈特真正的胜利在于其一直处在法理学的高度。他直面并回答“法律是什么”这一争论不休的问题。可德富林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务实的法律工作者,而非法理学家。总之,德富林与哈特都是在为自由主义辩护。他们论战的焦点、分歧以及误解,能为传统文化与法治理念交织变幻的当代提供有益的启示。可以确定的是,法律拥有强制道德的理由,但法律不能使人有道德。在德性修养上,法律的力量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