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教育是以图书文字为媒介,对不识字者,进行扫盲教育；对已识字者,则向其灌输常识,藉以提高民众的整体文化水平,培养健全公民。其教育对象主要面向年长失学民众,并兼及全体国民。其实施过程大致为：以发动识字运动,唤醒民众开其端；以建立民众学校,扫除文盲接其续；以创设民众图书馆、编辑民众读物善其后。文字教育是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教育是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之外的一种教育形式,最早兴起于清末,其后,分别经历了民初的“平民教育”、南京政府时期的“民众教育”等发展阶段。其教育目标由清末的“开民智”、“作新民”而演化为国民政府时期的“培养健全国民”。其教育内容几经变化,由从最初的文字教育、通俗教育,而扩充为文字教育、生计教育、娱乐教育等多种教育并存。然而,文字教育始终是社会教育的首要任务,因为“文字教育不但自身有急切的需要,也是其他教育的先决条件”,是“国民资格之要件”。南京文盲众多。据1931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南京文盲多达三十余万人,占南京总人口的50%。南京作为首善之区,大量文盲存在,显然“有碍国际观瞻”,与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严重冲突。为此,国民政府及南京市等各级政府对于发展南京社会教育极为重视,尤其注重开展文字教育。推行文字教育,扫除文盲,被当作一项革命工作来执行,时任南京市市长刘纪文曾指出“个个都识字,才算革命成功”。南京的文字教育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至抗战爆发前,先后有7万余人从南京市主办的民众学校学成毕业,再加上市内其他组织机构所开展的多种形式的文字教育,总共受惠于文字教育的人数远远不止7万人。就全国而言,南京市的社会教育也比较突出,尤其是在文字教育方面,“成绩最著者,首推南京市”。南京市的不少措施为其他省市所争相效仿。本文的结构,除了绪论与结语外,共分为五章。第一章首先指出南京市文字教育的兴起背景及其领导机构。南京市文字教育的发展既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有关,如文盲成为问题,也与南京的社会结构相关,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承续了清末民初的遗产。南京市实施文字教育的主体多元化,除了南京市教育局(社会局)外,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南京市党部也参与其中。第二章主要讨论为文字教育开其端的识字运动。推行文字教育的一大前提,也是难题,就是让民众意识到识字的重要性,从而主动入民校读书识字。为此就有必要在每次开办民众学校之前发动一场识字运动宣传周。在1935年之前,主要是通过大规模的游行宣传,“婉言劝导,竭诚晓谕”,希图感动民众入学。1935年后,由苦心劝导转向强迫识字,开始借助行政力量迫使市民入民众学校。识字运动的举行为此后的扫盲识字创造了条件。第三章集中考察南京市如何教文盲识字及哪些人在识字。文字教育的推行主要是通过开设民众学校和送学上门两种形式,且以前者为主。民众学校被称作“识字利器”,本章就主要探讨民众学校的运作过程。其实,文字教育并非单纯的教人识字,而是在识字的过程中,坚持文字训练与常识灌输并重,同时还注意对文盲进行日常规训,希望借此塑造一个健全公民。第四章重点分析南京市为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而采取的教育措施：设立民众图书馆和审查民众读物。为民众提供读书场所与机会,既是针对入学文盲温习生字的扫盲后续教育,同时也面向己识字的民众,让普通民众也能获得读书看报的机会。其实,这也是在变相地引导民众的读书方向,让民众阅读政府想让其阅读的读物,也包含了向民众灌输三民主义的初衷。正如时人所言,教民众识了字,如果他们没有因此增加对三民主义的了解与信仰,反而会增加共产党宣传其主义的机会。第五章主要研究南京市文字教育推行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其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招生与留生困难、经费不足、师资力量缺乏。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南京市文字教育的施教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