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是一位敏感而又自觉的哲学家。他将时代问题诊断为“自我的失落”，并将“理想自我之重建”作为其哲学创造的核心问题意识。唐君毅认为“自我”的存在总是涉及到各种关系(自我与自然、身体与心灵、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神灵)，而所谓“理想的自我”就是指能够按理想的方式处理各种关系的自我，其主要特征是“自由”。　　 自我首先意识到(“建立”)自身，然后在与外部世界的“感通”中形成“自然”(“宇宙”)。“自然”之秩序和价值都主要取决于自我的精神活动，即唐君毅所谓“宇宙唯心”，这一看法注意到了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人的能动性。与“宇宙唯心”说相应，唐君毅将作为人对待自然的主要方式的“科学”视为一种心灵态度，并深入、客观地分析了其价值和限制。就身心关系而言，唐君毅认为“身体是-负性存在”，尽管它对认识和交流活动发挥着中介作用，但也是苦痛、罪恶等负面价值的根源。在化理想为现实的实践活动中，不管是理想的提出，还是自我的德性品质，都来源于心灵之活动。唐君毅也注意到在具体的实践行为中理智和意志各自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唐君毅自觉讨论了身心关系问题，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见解。就自我与他人之关系而言，唐君毅试图从认识论和伦理学两个角度“建立”“他人”的存在，从而为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开展奠定基础。在道德生活中，理想的自我是“圣人”，其实现要靠“建本教始”和“明心复性”的工夫；在政治生活中，理想的自我应该实现“权位”与“德位”的统一，国家、社会、个人的统一。唐君毅提出了“宗教意识”的概念来解释宗教的根源。宗教意识主要体现为一种“超越性结构”。唐君毅考察了宗教意识与其他文化意识的关系，判定了不同宗教意识的高下，并以儒家宗教意识为基础构建理想的宗教意识。他认为理想自我的实现离不开宗教信仰，同时也指出对待“超越者”只能“信之而不疑”并“存在而不论”。唐君毅的讨论加深了我们对宗教问题的认识，其对待宗教的宽容态度也是合理的。　　 分析地看，自我处于各种关系中，综合地看，自我则处于“情境”中。在唐君毅看来，情境中之自我的理想状态就是“自由”。他试图论证自由意志的存在，为自我的自由选择提供了可能。唐君毅认为自我走向自由的途径是“由如实知起真实行”，并指出实现理想是一个“知行合一”的过程。唐君毅的这些看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另外，唐君毅对儒学的现代发展也产生了特殊的影响。这体现在唐君毅哲学加剧了儒学的内转倾向、赋予儒学浓重的宗教色彩、深化了儒学与现代性的对话等方面。　　 当然，唐君毅重建理想自我的相关思想也存在某些问题。比如他追求的理想人格仍然是圣人式的、对自觉原则的过分强调、对合理的感性欲求的贬抑、对个性的忽视等等。但总体而言，唐君毅将理想自我之重建作为其核心问题意识，触及到了时代的主要问题；他对自我之本质、理想自我之特征及其重建之道的讨论，也贡献了不少有意义的观点。由于唐君毅对理想自我之重建问题的讨论有得有失，如何实现真正符合时代要求而又合乎人性的理想自我，仍然是一个开放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