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养是指启蒙幼童，对其道德素质、行为习惯进行规范的培养教育。我国古代对蒙养十分重视，其外在原因是这是人生最初的教育，对人一生的发展至关重要；内在原因则是在以儒家理论为统治思想的社会，其社会秩序直接体现为从君臣到父子夫妻的等级排列，而对于幼童的早期道德礼仪教育便是使其服膺于这样的社会秩序，进而在这样的秩序中晋身的第一步。 蒙养不等同于小学教育，它包括在小学范畴之内而专指针对幼童的道德行为的培养。蒙养也不等同于启蒙，“启蒙”重在“启”，是指幼童最初受学，而所学的内容可以是文字属对，可以是数算吕律，也可以是礼仪骑射。“蒙养”的重点则在乎“养”，即通过长期濡染而具备的品德修养和素质，所谓“发蒙养正”，其内容自然主要是社会道德规范的灌输。 在宋代以前，我国虽有蒙养教育，但它只是隐含在一般意义的小学教育之中而未得到真正的重视。直到宋代，作为儒学流派之一的理学兴起，才将蒙养教育放到了重要的地位，并把它视作理学方法论不可或缺的核心部分。 宋代蒙养之学籍由理学的发展有其历史、社会根由，也有其重大的哲学史意义。宋朝的建国是在五代的大乱之后。如果说唐朝通过建立大一统的王朝和有序的社会制度从而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那么唐末藩镇割掘进而演变成的分疆裂土则瓦解了这一思想的统治地位。宋王朝要在中原长治久安，便必须重新树立儒学的权威性。而宋代崇文抑武的政策也使广大文人急需在思想层面上及理论上进一步论证赵宋皇权的正当性。而且，宋朝并不是一个真正一统天下的强大帝国，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虎视眈眈也追使它寻找思想上的核心支柱。于是，起于欧阳修、王安石、李觏、周敦颐等人对《周易》的探索，继以张载、二程、朱熹等人对“心”、“理”、“性”、“命”等概念的厘清、引申，以“理”为本体、以天赋王权为内在核心、以君臣父子为外在秩序、以修齐治平为方法论的理学思想体系终告确立。理学思想体系创立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理想的儒家社会，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根本方法之一，便是蒙养。 如果说在宋代之前，启蒙教育更多地是被看作晋身致仕的阶梯，那么随着儒家体用圣王思想体系的完备和成熟，人们意识到习字、属对、认识周遭事物乃至应对科举都不是启蒙教育的重点所在，唯有在人生之初、在点滴小事中注重儒家精神的贯输，才是正理。一些理学家及其门人在著书立言的同时，还编纂了一部分蒙养教材，如吕本中的《童蒙训》、吕祖谦的《少仪外传》、《吕氏家塾读诗记》，程端蒙的《小学字训》、程若庸的《性理字训》等等，而朱熹的《小学》则更是集理学蒙养理论之大成，几经训释，在清代成为钦定小学教材。 理学家所作的蒙养之书数量虽不为多，但是这既是我国启蒙教育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理论家自觉地编著蒙养教材，也是学术史上第一次对学术行之于蒙养的积极尝试。他们所著之蒙养之书是对其学术思想深入浅出、巧喻妙譬的摩画，也是其教育精神和心血的凝结，其中更不乏具备了较高文学欣赏价值的名篇佳构。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把蒙养之学提到了思想史之核心内容的高度，对其在儒学本体论及方法论中的重要地位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并从学术角度介绍了《家范》、《童蒙训》、《袁氏世范》、《戒子通录》、《少仪外传》等几部较重要的理学蒙养著作。 本文还选取朱熹所著《小学》作为理学蒙书之典型进行深入分析，从其中包蕴的理学之道、朱子理想人格的建立、其反映出的理学女子教育观、《小学》的流传及影响四方面探寻了理学蒙养教育的真髓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