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010年,我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2011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尚未完全消退、国内外多重风险增加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进而破解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不协调、不平衡与不可持续的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党的“十二五”规划继续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凸显了我国政府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决心。从近几年经济增长的趋势看,我国经济虽然仍保持了8%以上的增长速度,但过度依赖于低成本要素的粗放式增长也埋下了一些隐患,“民工荒”、收入差距过大、内需不足等“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逐步凸显,我国实际上已经开始直面“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考验。当前针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逐步增多,视角也趋于多样,不过,当前研究主要停留在寻找外因的阶段,这些研究对“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增长停滞表象下更深层次问题分析较少,对要素比较优势演化下微观企业竞争优势获取行为和产业升级路径探讨不够。因此,本文选取了“中等收入陷阱”产生机制的视角进行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证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与一国的产业升级停滞紧密相联。近年来,比较优势演化理论对产业升级过程进行了创新认识,认为一国比较优势演化路径决定了其产业升级路径,产业升级路径中的断档风险也完全存在,进而可能引发经济增长的停滞甚至衰退,即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随着比较优势演化下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及创新难度加大等原因,企业比较优势升级困难可能导致产业竞争优势弱化,经济体容易发生产业升级的断档问题,从而使得经济增长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升级的关键阶段,断档风险越来越大,如何避免这种风险,是我国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实际上,一国产业升级的动力和基础是企业,产业升级问题离不开对企业升级的研究,而企业升级的动力主要是维护和创建其竞争优势,获取更多的利润。因此,本文以比较优势演化为背景,以企业竞争优势的维护和创建为基础,探讨了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的产业升级路径问题,并以此总结出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思路。具体而言,在理论回顾基础上,文章首先对面临“中等收入”问题的国家进行分类,基于其企业竞争优势和产业升级道路,分析部分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的产业升级路径如何导致企业竞争优势的丧失以及产业升级的停滞。接着,通过建立比较优势演化下“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企业竞争优势视角的产业升级模型,对“中等收入陷阱”进行理论解释,最后,考察中国的产业升级路径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探讨我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思路。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生产要素的成本上升较快,创新难度也会加大,企业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如果企业难以通过比较优势升级重建竞争优势,就会导致产业升级断档的发生,这也是一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同时,中等收入阶段,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往往快于产品价格的上升幅度,导致企业为获取竞争优势而进行的产品升级跳跃距离临界值变小,增加了产业升级的断档风险,进而增加了经济停滞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另外,产业升级分岔可以解释一部分经济体的跨越式发展现象,“创新”活动是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导致产业升级进一步出现分岔的重要原因,由于通过进行“创新”活动实现产品跳跃的最优距离超过了单一的“模仿”所能跳跃的最优距离,产业升级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大。这就为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选择正确的产业升级战略、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中国的产业升级可以充分利用“过渡比较优势”,同时尽力化解比较优势断档及其造成的产业升级断档风险,从而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本文研究的创新在于：第一,较为系统地运用比较优势演化理论、企业竞争优势理论、产业升级路径理论分析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对该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第二,通过构建比较优势演化下理论解释框架和产业升级引致的经济增长模型,从微观企业决策行为与获取竞争优势的视角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发机制进行理论解释,并基于企业的“创新”活动,考察产业间升级即产业升级分岔问题,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作进一步的考察。第三,考察了中国产业升级的路径和比较优势断档的风险,并以此探讨我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思路,这在以往的研究中少有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