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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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在2019年突然在全球范围内大流行并持续至今。除了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新冠病毒还会显著增加隐形的社会成本（例如,减少了职场帮助行为）,而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略。自中国各地复工复产以来,人们逐渐从远程办公恢复到正常的办公室办公状态,但由于多地疫情零星散发,职场员工依然工作在新冠疫情的阴影之下。在工作场所,戴口罩成为了新的规范。但是鲜有研究探讨戴口罩规范会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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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在2019年突然在全球范围内大流行并持续至今。除了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新冠病毒还会显著增加隐形的社会成本（例如,减少了职场帮助行为）,而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略。自中国各地复工复产以来,人们逐渐从远程办公恢复到正常的办公室办公状态,但由于多地疫情零星散发,职场员工依然工作在新冠疫情的阴影之下。在工作场所,戴口罩成为了新的规范。但是鲜有研究探讨戴口罩规范会给员工心理和行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本文以健康信念模型为理论框架,探讨个体的新冠病毒易感性与职场帮助行为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研究两者之间的中介机制和边界条件。新冠病毒易感是个体对感染新冠病毒风险的自我感知。由于新冠病毒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新冠病毒易感性可能会使个体产生社交回避,进而减少（面对面的）职场帮助行为。其次,本文分别从功能视角和意义建构视角提出戴口罩规范调节作用的竞争性假设,认为戴口罩规范可能会减弱（功能视角）或者加强（意义建构视角）新冠病毒易感性与职场帮助行为之间的负向关系。本研究在2020年下半年对312名中国企业员工进行了两轮问卷调查,结果发现:（1）新冠病毒易感性会触发个体的社交回避行为,进而减少个体的职场帮助行为。（2）戴口罩规范能够减弱新冠病毒易感性对社交回避以及职场帮助行为的影响,这支持了戴口罩规范的功能视角假设。本文的创新性体现在:（1）本文将职场帮助行为作为新冠病毒易感性的结果,更完整地描绘了新冠病毒在组织环境中产生的影响。（2）两大竞争性假设展示了戴口罩行为可能带来的争议性后果,引导研究者关注组织内部戴口罩规范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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