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形成和当今儒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如果追本溯源，应该都是春秋战国之际儒学传播的结果。战国儒学上承孔子之绪，处于儒家文化传播的重要阶段。但由于当时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造成了先秦史料大量亡佚，加之年代久远等原因，战国儒学的相关研究方面可谓疑案重重，待发之覆颇多。儒学产生在春秋末年的鲁国，以往，人们一般认为战国时期儒学的影响局限于邹鲁一带，其实这是一个重大误解。这里涉及到的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广度”、“高度”或者“深度”等等的重大问题。学术研究的进展，尤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大量地下出土材料的发现与研究，为我们认识儒学在战国时期的传播，进而研究儒学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我们大致分战国初期、中后期、末期三个阶段对当时儒学传播的情况进行考证。河北平山县中山王一号大墓的平山三器和郭店简、上博简的出土，印证了战国初期儒学已传播到北起魏国、中山，南到楚国这样一个广大的范围。战国中后期孟、荀周游列国，进一步扩大了儒学传播的范围。马王堆汉墓、定州汉墓、阜阳汉墓中有不少儒家典籍出土，而这些墓葬的下葬年代都在西汉前期，根据书籍的著作年代一定会早于下葬年代，因此我们认为这些典籍的大部分很可能成书于战国或曾在战国时期广为流传，它们虽是汉代的抄本，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国末期儒学传播的面貌。战国时期，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民族不断趋向融合，在这一社会进程中，儒学与区域文化的相互影响，汇聚交融，它所扮演的角色格外引人注目。在社会动乱的战国时期，儒学不能满足诸侯国在短时间内富国强兵这一急需，显得有些“迂远而阔于事情”，然而在没有王权作依靠的情况下，战国时期儒学却广泛传播并对转型期的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修己安人”之学，儒学主张在伦理基础之上的重建社会秩序，注重道德教化，追求人生道德价值的实现，是战国时期儒学传播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