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犯与身份的关系问题的探讨,学界一直未曾停止过。自1979年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整治贪污腐败工作更是从未停止过,始终是廉政建设的重中之重。随着犯罪类型的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我国的立法现状不仅在理论研究方面略显不足,而且依据罪刑法定原则,给司法实践造成了一定的障碍。本文在阐述共犯与身份的相关理论基础上,采用概念界定、比较分析等方法,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反贪污贿赂立法、比较各国立法例、结合我国基本国情,解读刑法修正案(七)第11条,以求能够进一步明晰共犯与身份的问题。文章共用六部分进行探讨:第一部分对贪污贿赂罪进行介绍。从对身份犯定义的理解着手,先明确贪污贿赂罪的法律定义,再对我国三十年的贪污贿赂罪立法进行背景分析与回顾,最后,阐述刑法修正案(七)第11条的立法依据。第二部分分别从扩大主体范围之合理性、补充条款与身份犯客体之一致性、客观方面之多样性阐述、主观方面与共犯本质论之协调性四方面对修正案(七)受贿罪补充形式规定予以解释。第三部分以一系列司法解释与判例肯定增补准受贿罪规定的可操作性,并提出了完善可操作性的建议。第四部分通过分析学界的理论纷争,进而对本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受贿罪之离职人员受贿与事后受贿进行选择,以认定补充准受贿罪共犯罪名。第五部分对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在共同纯正身份犯的共犯形态进行认定。第六部分对反贪污受贿提出了刑罚改变、出台单行法及加大教育力度的建议。在结论部分,笔者对本文中涉及到的基本理论问题中的各种学说研究现状评析进行了总结式概括,同时提供了共同纯正身份犯不同场合下的定罪量刑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