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是清中叶诗坛大家,在诗、文、诗论、小说诸方面皆有建树,他力主的“性灵说”与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是清代诗坛的重要文学理论。虽然并非经学家,袁枚却积极参与乾嘉时期的经学论争,发表了一系列颇具个性的观点。乾嘉时期有关《诗经》的经学角度论争众多,袁枚也从经学角度来解读《诗经》的相关问题,但作为文学家,袁枚丰富的诗歌理论与创作经验使他更多从文学的角度来解读《诗经》。袁枚探究《诗经》的言论主要集中在《小仓山房文集》、《随园随笔》、《小仓山房尺牍》和《随园诗话》等著述中,而这也体现了袁枚的《诗经》观。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这些作品,提取其观念,主要从经学和文学两方面归纳袁枚对《诗经》的论述,从而全面把握袁枚的《诗经》观。在绪论部分,主要对袁枚的《诗经》观的研究现状及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作简单论述。第一章阐述袁枚对于《诗经》的基本立场,此立场用其一句诗来概括极为恰切,“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乾嘉时期汉学与宋学相争,袁枚积极地参与其中。袁枚并不是一个经学家,所以他的经学立场并不需要坚定在其中一方,完全根据自己的意志讨论经学问题。首先,袁枚认为“孔郑程朱俱有流弊”,既不赞同宋儒学者的“叶音说”,以及宋儒学者以“淫诗”论《诗经》。其次,袁枚也不赞同以考据入诗,以考据注诗,以考据论诗。在汉儒穷经注疏学风的影响下,考据之风盛行,袁枚坚持诗歌应远离考据之学,专注以情感作诗。最后,袁枚对“六经”的崇高地位也持不赞同的态度,他认为“六经皆文”,将“经学”的地位等同于“文学”,消解经学的崇高地位。第二章讨论袁枚对《诗经》相关问题的观点。第一,《诗经》由于创作年代久远,许多作者都不可考。袁枚就《诗经》作者问题进行了论述,明确了部分诗歌的作者。第二,对于宋儒所说的“淫诗”问题,袁枚从性灵说的角度出发,肯定男女之情也可入诗,否定“淫奔之诗”的观点。第三,孔子是否删诗是《诗经》学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袁枚也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第四,袁枚对《诗经》的用韵问题进行了考证,将古韵与今韵进行对比,对“叶音说”进行了批判。第五,袁枚也考证了《诗经》中颇具争议的相关字词、名物等。第三章论述袁枚的诗经观念与诗学思想。袁枚的《诗经》研究以“性情说”为核心,他以《诗经》的内容来佐证自己的诗学主张,推广自己的文学思想。袁枚认为“诗必真情”,《诗经》地位如此之高的原因在于其诗歌创作全凭真情,直抒胸怀,在诗歌之中倾注真情才能流传百世。袁枚认为真情不仅包括崇高的家国情怀,心中不得不倾诉的情感,也包括世俗不太认同的“男女之情”。尤其是在宋儒批判《诗经》中“淫奔之诗”的问题上,袁枚更是极为不赞同“淫诗”之说,认为男女之情也是“真情”的一部分,也是可以通过诗歌这样体裁来抒发的。袁枚认为情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是直写怀抱,自然流露,就是“天籁”,是最佳的诗歌。袁枚借《诗经》中部分他认为是“天籁”的作品,来论证自己“天籁说”的观点。因为袁枚赞同以“真情”入诗,每个人的情感都是不同的,创作的诗歌风格也具备多样性。《诗经》就是如此,“贞淫正变”无所不包,所以流传至今。袁枚以《诗经》为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主张诗歌风格应具备多样性。袁枚在这一主张的基础上,对于诗歌的体制提出一系列的观点。袁枚反对以固定的格律作诗,反对作诗时机械模仿,反对作诗生硬地用典,主张作诗不用虚字,等等。